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通過郭紹虞、錢仲聯、嚴迪昌等學者篳路藍縷的研究，清詩已被公認為有別于唐音、宋調，“自領一隊”。陳衍、汪辟疆、錢仲聯、嚴迪昌、朱則杰等人以詩話、點將錄、選本、清詩史著述、專題論文等多種方式，從不同層面建構清詩史，編定清代詩人的譜系序列，繪制清代詩史的宏大圖景，為新時代清詩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清代詩人3萬多家，詩歌總量近千萬首。其中，清人論清詩絕句汗牛充棟，還有不少是數十上百首的大型組詩，如晚清民初詩人兼史家郭曾炘的《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后》《續題近代詩家集后》共130首，既勾勒了清詩概貌，又凸顯了史家眼光。這無疑是清詩經典歷程的重要途徑。循此思路，我們可以重新體認清詩史，助推清詩史的重新書寫。
清詩經典化，其前提是清詩已具備了經典性。早在1929年年末，徐世昌從“詩教之盛”“詩道之尊”“詩事之詳”“詩境之新”四端闡發了清詩之“卓絕”。錢仲聯稱清詩“超明越元，抗衡唐宋”。此后，嚴迪昌又在風格的多元、流派的豐富、題材的開拓諸方面，認為清詩可以“自領一隊”。朱則杰更是謂清詩乃“中國詩歌史上第三座高峰”。蔣寅也說：“如果將清詩汰剩五萬首，其精美程度也許就不亞于唐詩。即使以絕對標準來衡量，從清詩中選五十家也不會輸于唐人的。”作為清詩一大碩果的論詩詩，無論從類型上、數量上、水平上來看，都是空前絕后的。它融通唐宋，重鑄偉辭，自成范式。誠如嚴迪昌所說，清人論清詩絕句組詩“更是不勝枚舉，不啻為一部詳盡的清詩史，對今天研究清代詩歌助益甚大”。
清人的大型論清詩絕句數量成百上千。在郭紹虞、錢仲聯、王遽常主編的《萬首論詩絕句》中，輯錄的清代論詩絕句占總數的四分之三強，數量之多令人嘆為觀止。其中專論有清一代的，觸目皆是，如洪亮吉《道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二十首》，林昌彝《論本朝人詩一百五首》，沈景修《讀國朝詩集一百首》，彭光澧《論國朝人詩仿元遺山三十六首》，廖鼎聲《拙學齋論詩絕句》中的《論國朝人七十四首》《補作論國朝人七十八首》，凡此種種，難以贅舉。蔣寅又在《萬首論詩絕句》之外略有補輯，如陳勱《仿元遺山體論國朝人詩二十首》等。
清人論清詩絕句的內容極為豐富。自杜甫打破“以文論詩”的傳統，開創“以詩論詩”的體制以來，論詩絕句組詩成為品鑒詩藝、摘賞佳句、月旦詩人、開立宗派、鉤稽掌故、建構詩史的一種重要體裁。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后》向為錢鐘書、嚴迪昌所稱引，如其一四“七子并時峙壇坫，即庵奇氣更無儕”論詩人的座次排序;其一五“楚人門巷瀟湘色，斷句流傳僅一斑”，摘名句以定詩人地位;其三四“排斥蘇詩容有說，區區鵝鴨又何爭”，論清初毛奇齡與汪琬的唐宋詩之爭;其四一“翻為虎丘增故實，虧他幕府捉刀人”，述陳鵬年詩案之來龍去脈;其四三“《秋江》神韻無人會，輕薄爭傳《香草箋》”，論爭相傳誦黃任艷體詩的怪象。舉凡詩人地位升降、詩壇重要現象、詩史關鍵事件、詩歌觀念論爭，無不入詩，靡不備具。
清人論清詩絕句的形式邁越列代。張伯偉說，“論詩詩既是文學批評，又是批評文學”，形式上有別于摘句、選本、詩話、評點。清人論清詩絕句將辭約義豐的四句，綴合成篇，連篇成章，形成首尾完整、詩旨貫通的意群世界，又在正文的基礎上加注、添序，或注出處、箋故實、釋正文、辨真偽，或記時間、敘背景、述緣由、詮義理，這些意義豐贍的副文本可與正文相互闡發。通過加注、添序，清人論清詩絕句可以有效避免吟詠對象不明、意旨不定、分析不明、體系不全的弊病。其評論形式多種多樣，仍以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后》為例，單就所論對象而言，不僅有只評一家的專論，還有同舉兩家的并論、囊括數人的合論、襲用史家“互見法”的分論，以及如其一詠清初南北“嶺南三家”“江左三家”“國初六家”諸詩群的總論。細言之，并論即有以祖孫、父子、兄弟及齊名詩友來論列等多種形式，如其八七詠馮浩及其二子應榴、集梧，其六九詠朱筠、朱珪兄弟，其四五詠滿族權貴鄂爾泰、阿桂，其一○一詠姨甥關系的舒位、王曇，其一○三詠詩名齊稱的陶澍、林則徐。
清人論清詩絕句是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的共振，是詩心與史筆的融合。懷有濃郁“當代意識”的詩人，以史家的批判眼光，精心提煉，高度濃縮，吟詠出一部部小型清詩史，堪稱詩性敘事與史家建構的結晶。如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后》詠明遺民張煌言“哀猿絕島凄涼曲，蒼山還他殿有明”，可謂詩具史筆，將絕島賦詩、矢志復明的張煌言刻畫得入木三分，并認為不應列入《清史稿》，而當歸入《明史》，更展現了他的史識。清人論清詩絕句題中標識“本朝”“國朝”“近人”“近代”的，如潘德輿《夏日塵定軒中取近人詩集縱觀之戲為絕句十二首》、張鴻基《論本朝各家詩二十首》、蕭重《偶檢案頭國朝名人集及近人詩箋各題一截》33首、錢樹本《讀國朝諸大家詩各系絕句》6首、王闿運《論同人詩八絕句》、沈金藻《舟中讀近代諸先生詩各題一絕》10首、張云驤《論國朝人詩》23首之類，比比皆是。清人論清詩絕句組詩大多是吟詠數十上百位詩人的佳篇巨制。以郭曾炘為例，其《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后》始自清初“江左三家”“嶺南三家”“國初六家”，下迄晚清盟主曾國藩，評論詩人170余名;其《續題近代詩家集后》專論同光時期翁同龢、寶廷、張佩綸、袁昶、黃遵憲、范當世，二者評論并涉及的詩人高達兩百多家，清代重要詩人悉數在列。
清人論清詩絕句，“采摘孔翠，芟翦繁蕪”，遴選詩人，有機序列，編成清代詩史譜系。詩史經典建構的主要途徑之一是“以人存史”，即借助詩人的經典化來建構詩史。通過比勘清人與陳衍、汪辟疆、錢仲聯等所聚焦的清代詩人，大體上可以勾勒出經典詩人名單，也可以洞察到那些被忽略、被遮蔽的人物。尤值得稱道的是，清人論清詩絕句精準地抓住了清詩史的兩大特征，即從地域、女性的角度別出心裁地建構詩史。前者如于祉《論國朝山左詩人絕句》12首、顏君猷《論嶺南國朝人詩絕句》15首、張崇蘭《懷國朝京口詩人絕句》12首、范溶《論蜀詩絕句》22首、廖鼎聲《拙學齋論詩絕句一百九十八首》中專論粵西的《論國朝人七十四首》《補作論國朝人七十八首》等，儼然一部部微型清代地方詩史;后者如清末福建侯官女詩人陳蕓的《小黛軒論詩詩》221首，評論清代女性詩人千余位，陳壽彭說它“有清一代女文獻十羅八九”，稱之為《清代女性詩史》也應無異議。
概言之，清人論清詩絕句價值不菲，意義非凡，將之加以合理有效利用，可以提供清代詩史重建的多維視角，豐富我們對清代詩史圖景的理性認知。
(作者：謝海林，系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