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兵
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
中國商業與全球化教授
在2019年5月的亞洲文明大會開幕式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交流互鑒是文明發展的本質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取長補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當此全球大變局之際，中國既存在和平崛起的戰略性機遇，也面臨諸多挑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面向未來，我們以謙遜和包容的心態、以新視野和新思維在全球范圍內學習和借鑒，博采眾長，海納百川，與時俱進。同時可以在此基礎上，以“月球看地球”的俯視視野，通過一系列原創的、引領式的、大風流的創新，解決好中國自身的發展，也為解決全球發展的重大問題貢獻源自中國的方案及智慧，為實現和平崛起及民族復興貢獻力量。
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項兵在最新的文章中指出，我們的近鄰日本，在借鑒外來文明、學習外來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結合二戰結束后日本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革，我們可以嘗試總結日本學習外來文化與文明的部分經驗。
作者 | 項兵
來源 | 《財經》雜志 總第614期 2021年6月7日出版
01
日本變革與發展模式的特色
中國與日本有一定的文化同根性，尤其是儒家思想在日本影響深遠。
日本也是儒家經濟圈（大中華地區、日本、韓國、新加坡和越南八個經濟體）中率先啟動了所謂“脫亞入歐”進程的經濟體，是近代東亞崛起的啟動者，也是東亞現代化的引領者和曾經的東亞起飛的“領頭雁”。
日本是儒家經濟圈乃至東亞國家和地區之中，第一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并快速地躋身于世界發達國家之列。
日本當時的發展模式和經驗對東亞乃至整個亞洲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日本二戰以后的經濟騰飛之后，“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和中國大陸的發展，先后都有一些日本二戰后崛起模式的“烙印”。
具體看，日本發展模式具有如下一些特點。
第一，在二戰后日本經濟起飛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實現了“全民中產”。
日本即使在快速崛起的時代，其貧富差距較小，基尼系數相對較低，基本上實現了全民中產，在踐行包容性增長方面在東亞經濟體中首屈一指，在全球也是表現較好的國家之一。
日本的這種全民中產模式與中國在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共同富裕”的奮斗目標有相通之處。
第二，日本在企業生態體系的合理性、多元性和先進性上或許也是東亞的引領者。
比如在企業制度群體結構上也展現了其先進性和多元性。筆者按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程度，在1997年將企業大致分為三類：家族型（A類）、現代企業制度型（B類）和國有型（C類）。
在三類企業制度分析框架下，根據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制度體系的觀察，筆者提出“企業制度群體結構”的理念。
通過這個角度觀察，日本產生了一批股權分散、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現代企業制度的企業（B類企業），迄今為止，這在東亞經濟體中是唯一的，東亞的其他經濟體都是以A類家族型及C類國企為主流，少有B類企業。
日本擁有的這種更為合理的、多元的、先進的企業制度群體結構，也是日本能夠實現全民中產以及共同富裕的一個前提條件。
第三，日本在企業價值取向方面也有其特色。
眾所周知，美國企業以重視股東利益最大化而聞名并風靡天下。日本企業則相對更為重視員工利益，也重視供應商、客戶、股東等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平衡，這種比較中庸、平和、包容的企業價值取向可能是日本實現全民中產及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微觀基礎。
日本企業在企業管理中也比較好地彰顯了敬天愛人的精神。在收入財富不均和社會階層流動性下降問題日益嚴峻的今天，日本企業的這種價值取向在全球可能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作為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發源地及大本營美國，企業在價值取向上最近也出現了重大調整。
例如，2019年8月19日美國有181個CEO在華盛頓“商業圓桌”會議上簽署了《公司宗旨宣言書》，不再把股東利益作為唯一的重要目標，也開始越來越重視企業的社會功能和社會目的。
第四，日本產生了一批風靡全球的原創管理理念。
如全面質量管理（TQC）、及時管理（JIT）、看板管理（Kanban）、5S現場管理等，這些理念在全球范圍內被復制、被學習、被借鑒，這是日本為世界管理理論和理念的發展與創新做出的重要貢獻。
第五，日本發展模式的一個特色是在發展初期和快速起飛時期的“產業政策”。
在戰后日本經濟騰飛的初期，以通產省主導的產業政策與市場經濟的結合起到了積極的、重要的作用。
依仗積極的產業政策推動經濟發展這一特色對整個東亞的后續發展都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第六，近年來，日本在基礎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與進展。
截至2020年，日本擁有18位自然科學類諾貝爾獎得主（以獲獎時任職機構的歸屬國家計算），其中15位是2000年以后獲獎的。
在路透社公布的2018年全球最具創新力大學榜單上，美國以46所獨占鰲頭，德國和日本各占9所，并列第二。
同時，日本在技術應用方面成就斐然，在全球最大規模的出版商中立引文索引和研究情報平臺Clarivate Analyse發布的全球百大創新機構榜單中，以29家的數量名列前茅。
第七，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上，日本人認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從這一點講，日本人的自然觀與宗教觀是一致的，親善自然是一種美德。
在全球面臨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挑戰背景下，日本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上比較好地踐行了“天人合一”的理念，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在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方面，日本是一個正面的、積極的范例。
第八，日本也是和諧社會的一個成功案例。
無論是企業家還是普通人，他們能追隨各自的夢想，進而可以做到“一生專注做一事”。人人恪盡職守、精益求精，享受著工作給自己帶來的滿足感，完成著對社會的貢獻，也收獲了他人的尊重。
在日本，“人各有夢”以及追求不同的夢想或許為踐行“工匠精神”提供了基礎。更為深遠地看，千千萬萬不同的夢想相濟相成、多元互補，或許也是日本社會和諧的原因之一。
從這一點來講，日本可能是踐行“和而不同”而實現和諧社會的一個好案例。
第九，日本在國家崛起的過程中，在打造軟實力和國家聲譽方面，日本的成功可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日本國和國民在全球均享有很高的受歡迎程度。
2019年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顯示，86％受訪者對日本抱有好感，在《福布斯》2019年10月發表的“全球最佳聲譽國家排行榜”（Reputation Institute）上，日本居第11位，亞洲第一。
日本經濟在二戰后迅猛崛起而成為當時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時世界霸主美國也對當時排行“老二”的日本進行了一系列排擠和打壓（包括1968年到1994年之間美國對日本發動的七輪貿易戰），日本則通過“軟實力”的修煉來應對美國的歧視及打壓，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必須強調的是，日本在發展過程也有過重大錯誤，曾經犯下包括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在內的歷史罪行，這些錯誤給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帶來過深重災難，這是一個永遠值得反省的歷史悲劇。
從更為長遠的歷史維度來看，在人類發展的歷次重大變革中，日本在“取勢”上，基本都踩準了“風口”，可以說沒有錯失過大的歷史性機會。
無可置疑，形成上述日本的特色可能有很多原因，這或許與日本學習外來文化的心態、態度、思維方式、學習及實施方法等有比較大的關系。
圖：日本文化的多重性和同一性
資料來源：（日）大野健一著《從江戶到平成：揭秘日本經濟發展之路》 制圖：錢斌
02
日本學習外來文化歷史回顧
日本歷史上對外來文化的學習和借鑒，大概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一是向東亞大陸學習時期。
早至公元前3世紀，日本在接觸到中國秦漢時期的“渡來人”的先進生產力之后，把本土的技術與文化（繩魂）與外來的技術與文化（彌才）并存融合，形成“繩魂彌才”，或是日本文明之肇端。
從公元4世紀起，東亞大陸時有戰亂，不少人為躲避戰火，從中國及朝鮮半島遷入日本，帶來先進的農耕技術、建筑方法和陶器、鐵器冶煉文化，使得日本列島進入農業社會，完成從部落社會向國家轉變的過程。
從《隋書》記載的開皇二十年（公元600年）第一次遣隋使抵達中國到菅原道真提出廢止遣唐使的公元894年，近300年時間，共19批次3000余人到中國，他們把大量佛教和儒家典籍，各種精美佛教造像、工藝品、樂器、綢緞等帶回日本。隋風唐雨之下，日本通過大化改新，從奴隸社會轉向封建社會，成為律令制國家，經濟長足發展、文化百花齊放。
日本對中國的學習從制度、思想、哲學到宗教、建筑，從文學到藝術等，范圍非常之廣。但是同時也可以看出，日本對隋唐文化的學習是有選擇的，譬如同樣在唐代興盛的道教文化就沒有得到日本的青睞，日本的宮廷也只有女官而沒有宦官。
宋元之際，日本與中國的交流更多通過民間商貿進行，兩國官方通過文書略有往來。有賴于宋代發達的出版業，在中國出版的書籍很快能流入日本。宋太宗就曾經把5000余卷《大藏經》賜于日本僧人奝然。宋代風雅的生活方式如點茶、焚香、插花、掛畫四藝，也為日本的貴族階層欣然接受，并在之后的幾百年內發展為日本獨特的茶道、香道、花道等文化。
鐮倉時代（約1185年－1333年），大批僧侶留學中國，主要學習禪宗文化，為此日本興建了許多臨濟宗寺院，包括九州福岡崇福寺、鐮倉建長寺以及京都大德寺、妙心寺等。平安代末期，日本平氏與源氏混戰，社會動蕩，使得宋朝的銅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日本官方流通錢幣，公元1266年，鐮倉幕府被迫公開承認宋代銅錢為日本的法定貨幣。
德川時代（公元1603年－1868年）可以說是全面地學習了宋明文化。從隋唐佛教到宋明理學，從遣唐使一直到明末清初的朱舜水東渡扶桑，持續千余年，日本對中華文化的學習可以說是立體的、深入的、長久的、全方位的。對宋明理學即“新儒學”的吸收與再創造，也使得日本成為儒家文化圈的后起之秀。
二是向歐洲和美國學習時期。
中國明朝實施海禁，對外僅保留朝貢貿易。明太祖朱元璋把日本列為“不征諸夷”之一，厚往薄來，日本卻通過“勘合貿易”掙得缽滿盆滿，還搭上了與明朝貿易的葡萄牙人，為日本的近代強國之路開啟了窗口。
通過明朝的商船和出使梵蒂岡的“天正使團”，“南蠻學”“蘭學”和基督教傳入日本，日本開始發現更遠的歐洲。1774年，日本現代醫學先驅杉田玄白推翻了從《黃帝內經》中學到的體系，只靠認圖，艱難地翻譯了德國醫學家J．Kulmus所著的《解體新書》荷蘭文譯本，該書的翻譯出版，是日本人在學術上轉向西方，并認真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旁觀了中國鴉片戰爭的遭遇，又被佩里的黑船大炮轟開國門后，日本毫不扭捏，迅速轉向，擁抱先進。日本放棄德川幕府實行了260余年的閉關鎖國政策，諸多有識之士主張日本應開始向西方學習，“大興器械之學，開設工場，多造大船，復航海之法”。
1868年明治維新開啟后，日本一方面大量引入西方啟蒙書籍、科學技術書籍，大量翻譯西方當時流行的新概念、新造詞而形成系列的“和制漢語”。這些“新漢語”包括“經濟”“社會”“哲學”“宗教”“自然”“民主”“形而上”以及會計學的“借方”“貸方”等。
“舊邦新命”，日本進行了從上到下的“維新”，全面地擁抱了西方啟蒙帶來的民主、法治、科學、理性、契約精神和現代教育體制。與此同時，日本思想界經歷了顛覆式的改革，廢止遣唐使菅原道真所提出的“和魂漢才”迅速轉化為“和魂洋才”。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近代化與現代化。
另一方面，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也對儒學思想進行了系統的反思與批判。比較極端的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談到：“儒教在后世愈傳愈壞，逐漸降低了人的智德，惡人和愚者愈來愈多，一代又一代地相傳到末世的今天，這樣發展下去簡直要變成了禽獸世界。”以西反儒一度成為朝野風尚。
1872年，日本發布的“太政官文告”中指出：儒學“雖動輒倡言為國家，卻不知立身之計，或趨詞章記誦之末，陷于空談虛理之途，其論雖似高尚，而鮮能行于身，施于事者”。
但是，在1890年，日本以天皇名義頒布的《教育敕語》又使儒學重新回到日本“國教”的地位。明治天皇的老師元田永孚主張“擴充之以孔子道德，補益之以歐學格物，用之為國教”。
第三是二戰后向美國學習。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國成了新的老師，日本自我定位于“聽話的失敗者”形象，以謀求美國的寬大處理以及國家的重建。從麥克阿瑟提出的憲法改革到約瑟夫·道奇粗暴的經濟干預，乃至美國提出的美軍駐留日本方案，日本都沒有明顯的反抗。
日本人像當年歡迎佩里一樣歡迎麥克阿瑟，近乎柔順地接受了“和平憲法”“人間宣言”。經濟上也施行了三大改革，1955年時，除“外貿”一項外，日本的主要經濟指標基本達到或超過了戰前最高水平。
乍一看，戰后美國對日本的單向文化灌輸實現了日本社會的美國化，但這只是一個假象。日本文化人類學家青木保說：“經歷了美國改造的日本成為亞洲最美國化的社會和國家，其美國化程度甚至超過了美國的殖民地菲律賓，但這些都是表象的美國化，日本文化的連續性與持續性并沒有改變。”
日本接納的只有物質豐富的消費主義，而不是美國所期待的一整套民主價值觀，正如本尼迪克特所斷言的那樣：“美國不能——其他國家也不能——以命令的方式創造一個自由民主的日本。”丸山真男認為，日本人是精神上的雜居者，多種多樣的思想從未真正相交，只是同時存在于同一空間。
03
日本學習借鑒外來文化的特點
第一，“實事求是”的學習態度和“空杯”“不端著”的學習心態。
日本在歷史的長河中多次成功地吸納學習外來文化，其基礎和前提是實事求是地、敢于建設性地否定自己。每次面對當時外來的先進文化，日本都是以“空杯”心態和“不端著”的態度，進行觀察、學習與借鑒。
以下僅舉一例來說明這種學習心態和態度。
在明治維新時期，面對歐美的文明，正如伊藤博文所說：“目睹彼邦數百年來收獲蓄積之文明成果，粲然奪目，始驚，次醉，終狂。”
福澤諭吉則提出“脫亞入歐”論，他認為“文明既然有先進和落后，那么先進的就要壓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進的所壓制”，日本應“脫其伍而與西方文明國家共進退”。
日本繼全方位地學習中國文化之后，再一次“空杯”，“孔子的弟子突然改信了盧梭”。
第二，在思維方式上，日本能夠做到超越東西，擁抱先進；超越復仇，擁抱強者。
超越東西，擁抱先進。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努力超越東西之分，既有提倡“脫亞入歐”的思想領袖福澤諭吉，也有拿著“論語與算盤”提倡“士魂商才”的商業領袖澀澤榮一。
超越復仇，擁抱強者。1854年3月31日，林復齋代表江戶幕府與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休·佩里準將簽下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神奈川條約》。在此次“黑船來航”之后，日本一改過去的閉關鎖國政策，也沒有被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造成的歷史包袱所約束，而是擁抱強者，迅速轉向，開始系統地、全方位地向西方學習。
日本人并沒有一味地仇視叩開國門的佩里，而是不僅超越了“復仇”心態，還為佩里樹碑立傳。黑船停靠的港口現在已經被命名為佩里公園，公園內的紀念碑上有伊藤博文手書漢字：“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伯理上陸紀念碑”。
二戰后，日本在美軍占領下再一次被迫擁抱“強者”，以前的敵人美國又成為了自己的學習目標而不是復仇對象。通過昔日“敵酋”麥克阿瑟主導制定的“和平憲法”，在保留了天皇的前提下，對產業結構和財閥體制做出了重要調整，美國的政治理念、法律制度、企業管理的思想和實踐以及大眾文化都深刻地影響著日本，直到現在。
在此基礎上，日本實現了戰后的迅速崛起，從1968年GDP超過前西德開始，日本持續42年穩居全球GDP第二，直到GDP在2010年被中國超過。
第三，學習方法。
日本在學習外來文化的方法上也具有一些特點，往往是權高位重的社會精英階層帶頭學習，是長時間的、高投入的、廣泛深入的學習，是認真的、帶有考核體系的學習，是全方位的、立體的、“術道合一”的學習。
1. 權高位重的精英階層親身帶頭學習
在公元7世紀的飛鳥時代，圣德太子拜高句麗的慧慈為老師，借鑒中國隋朝的經驗，在日本弘揚佛教特別是法華信仰。
公元8世紀的圣武天皇篤信佛教，努力學習大唐的先進文化知識，在位期間出現了天平文化盛景（710年－794年）。圣武天皇與光明皇太后捐贈的遺愛之物形成了正倉院的主要收藏，澤被后世，今天，正倉院被譽為“絲綢之路的終點”。
圣德太子和圣武天皇這種領導帶頭學習的精神，在明治維新時期被發揚光大。明治天皇頒布了《五條誓文》，稱要“破舊來之陋習”“求知識于世界”。1871年底，明治政府派出巖倉使團，游歷歐美。使團成員位高權重，學習歸國后繼續握有重權，比如使團成員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先后都做過日本首相。
巖倉使團
在明治維新時期，由于手握重權的精英帶頭學習，風尚所及，朝野上下，“人人竟講歐美之學，戶戶爭讀英法之書”。從“南蠻學”“蘭學”開端，日本引入大量科學技術和啟蒙書籍。從普魯士憲法到麥克阿瑟的“和平憲法”，有日本特色的現代法治社會，與儒家傳統禮樂社會可謂水乳交融，作為國家神圣象征的天皇，與運轉有效的現代政府機構和諧共存。
2. 長時間的、廣泛的、系統的、深入的、高投入的學習
日本對唐代中國的學習，范圍廣、規模大、時間長，影響深遠。日本向中國派遣“遣唐使”持續了將近300年，一共任命了19次遣唐使，其中尤以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隨行的第八次遣唐使最為著名。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團少則百人以上，多則500余人。
通過遣唐使團，日本對儒家的禮樂服飾和典章制度、佛教中國化之后的哲學思想和終極關懷精神都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學習，流風余韻，直到現代，其顯著的例子是京都的建筑、日本的和服與風靡世界的禪宗。
明治維新時期的巖倉使團正式成員共48人，另有50多名留學生隨行。在歐美的學習時間長達23個月。使團游學了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麥、瑞典、意、奧、瑞士等12國。巖倉使團的“學費”達百萬日元，占到當時明治政府1872年財政收入的2％以上。在“走出去”的同時還要“引進來”，日本大量引進外教，據統計，從1868年到1872年間，日本光是付給外教的工資就占了當時其國家預算的3.98％。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新5000日元肖像人物津田梅子，她是巖倉使團的“學習模范”，隨團出國時不滿8歲，是使團內五名女團員中最年輕的一位。她在美國學習了11年后才回國，1889年再度赴美留學三年，回國后創辦了津田塾大學。
從遣唐使到巖倉使團，從吉備真備到津田梅子，時間雖然相隔1000多年，這種長時間、深入、系統、高投入地向外來文化學習方法是一以貫之。
3. 帶有考核制度的學習
再以巖倉使團為例，為了避免在學習過程中“走馬觀花”，使團成員做了詳細的學習筆記。當時使團成員的學習筆記后來結集為《特命全權大使米歐回覽實記》，現在已經成為珍貴的歷史文物，陳列于日本國會圖書館供后人瞻仰。
4. 全方位的、立體的、“術道合一”的學習
巖倉使團成員的學習，不局限于“堅船利炮”的“術”的層面，而且全面地考察歐美國家當時形成這些“術”的“道”，從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到教育思想文化，無論是英國的自由市場經濟，還是普魯士的君主立憲制度和軍事制度，以及歐洲小國的獨立自主的精神，使團都進行了比較認真的考察與學習。
右大臣兼使團團長巖倉具視本人也認識到，這種全方位的、立體的、“術道合一”的學習的重要性，他強調：“必須確立一種制度，使國家即使無明天子、賢丞相出現，也能夠維持下去。否則若沒有明天子、賢丞相，則國家將面臨千里長堤毀于蟻穴之危險，豈不可懼乎？”
以下幾個例子從經濟、法治和教育三個方向，或可說明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的對外學習不僅僅是“師夷之長技”，而且應該說做到了“術道合一”。
一、大久保利通徹底覺悟到國家的獨立來自富國強兵，而要實現富國強兵，則務必要從殖產興業上下手。1874年，他制定《關于推殖產興業的建議書》，按照西方樣板大力發展日本的近代工業。
二、在制定亞洲第一部憲法《明治憲法》時，木戶孝允斷言日本立憲“尤當取者，當以普魯士第一”。
三、木戶孝允同時致力于教育改革，使得當時“日本學堂之密度甚于中國之鴉片館”。
第四，由上而下地、系統地、有序地實施、推行與落地。
由于是權高位重的實權派帶頭的深度學習，這些人士學習回國后繼續被委以重任，手握重權，繼而可以系統地設計制度，由上而下地實施變革，落地執行。
明治維新時期，西方文化在日本的踐行與落地遇到的阻力相對較小，這與明治天皇本人的決心和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中樞大臣的實施和推廣是分不開的。比如制定憲法草案的會議，明治天皇本人全程參與。
由上而下的變革，也有利于頂層制度設計與系統的有序實施及協調。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把當時西方先進的思想、理念、科學與制度得以從上而下地，系統地有序地在日本落地、落實，比如“殖產興業”“文明開化”“教育改革”“明治憲法”等。
這種由上而下的變革，也相對減少甚至避免了因為擁抱變革可能帶來的劇烈社會動蕩與革命。當然，日本在近代變革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尊王攘夷”運動中也出現過流血和犧牲。
二戰以后，日本再一次進行了從上而下的變革。在美國的主導與推動下，日本通過了新的憲法，也是全球目前唯一的一部和平憲法。這次“頂層設計”為日本獲得世界各國人民的原諒以及日本自身實現戰后的崛起，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第五，具有“接地氣”以及“穿透力”的學習效果。
基于以上的學習心態、思維方式、學習方法和從上到下的實施推廣，日本在學習外來文化的過程中取得了比較好的學習效果，甚至在一些方面做到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使得外來文化在日本能夠踐行、落地，做到了“接地氣”并具有“穿透力”。
佛教傳入日本后，原本喜歡建造高大古墳的統治者們，逐漸開始轉向火葬并以寺廟建筑來代替勞民傷財的古墳。殯葬文化在社會穩定時期通常是很重要且難以迅速改變的，而日本只花了不到兩個世紀，就完成了全面的殯葬改革。
臨濟宗、曹洞宗、黃檗宗等中國禪宗的三大傳統在日本得到了發揚光大，無論皇室諸藩，還是武士平民，都有“禪意”。禪宗雖源于中國，但英文世界卻只知“Zen”而不知“Chan”。
日本對中國傳入的宋明理學情有獨鐘，至今仍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各類“共同研究班”中實踐的“會讀”傳統，源于江戶時期（1603年－1868年）的“讀書會”，當年很多家族持續幾代人精讀《朱子語類》。
儒家文化已經深入到日本社會的各個階層，“仁義禮智信”之“五倫”在人倫日用中已深入潛意識層面，“滿街是圣人”沒有淪為虛說，生動地體現在普通百姓的日常舉止中。
日本“接地氣”、有“穿透力”的學習效果體現在很多方面，落實到企業管理方面，從歐美學來的一些管理制度在日本被發揚光大，比如柔性制造系統（FMS）的概念雖然是英國人首倡，但是使其真正實現工業化應用的，是日本的FANUC公司。
第六，超越體用之爭，超越東西之分，始終能夠保持并彰顯其強大的文化自信。
日本在學習外來文化的過程中，保持并彰顯出文化自信。
新功能主義和現代化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社會學家艾森斯塔特認為：日本不屬于任何軸心文明，卻消化吸收了幾乎各大軸心文明，甚至沒有留下營養不良的毛病。
這或許是日本文明被西方主流學者單列的原因之一。
日本在學習外來文化的幾個主要時期都體現了文化自信。
早在平安時期，菅原道真倡議廢止遣唐使并提出“和魂漢才”，促進了日本的文化自覺，增強了其自身的文化認同。
在中國明清之際的德川幕府時期，在東方“漢學”和西方“蘭學”的熏陶下，日本先后提出了“古學”“國學”等概念，其志向是要在學習吸收“漢學”和“蘭學”的基礎上，返“古”開新，形成日本國自己的學術，此為漢語“國學”一詞之濫觴。在學習中國的同時，日本在心理上和學術上又做好了“祛魅”中國的準備，18世紀的日本文人開始揚棄中國文化的影響，在日本的神話與物語中尋求物哀之美，在強調日本文化的獨特性中樹立所謂的文化自信。
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則以“和魂洋才”來表達與展示自己的文化自信。
在二戰以后，日本在學習美國的過程中同樣堅持了文化自信。
一方面，日本向美國的學習是有選擇的而不是盲目的。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日本沒有照抄美國“作業”，從企業價值取向到產業政策等都有鮮明的日本特色，日本也避免了美式自由主義帶來的貧富差距過大，基本上實現了全民中產。
另一方面，日本向美國的學習是有韌性的。有學者統計過，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到90年代，日本與美國先后打了七次“貿易戰”，表面上看起來每次都是日本妥協，但是日本從每一次的打擊中總結經驗教訓，默默地尋求技術與市場的突破。這種“老師打學生”的結果是，日本這個學生是越打越勇，也越打越強。
綜上，從隋唐時期的“和魂漢才”，經過幕府時期的“古學”“國學”，再一轉成為明治維新時期的“和魂洋才”，一直到上個世紀二戰后的“和魂美才”，無論是學習外來的中華文化還是學習外來的歐美文化，日本都一直堅持建設性的態度，在擁抱先進與共性的同時也時刻秉持對外來文化的批判態度，在學習的過程中，“和魂”之“體”不僅沒有喪失，反而得到了豐富和發展，日本堅持了文化認同，樹立了文化自信，實現了與先進文明的價值對接，打破了文明沖突論的預測，體現了日本文化的獨特之處。
申言之，存在著廣泛而深刻的儒家文化影響的日本，通過“術道合一”的學習，在擁抱當時領先的歐美文明同時，保持了其自身的文化自信，成為東西方文明融合的一個比較成功的范例。
為此，儒家思想占重大影響的日本和西方文化融合的成功提供了一個批判文明沖突論的重要案例。
04日本經驗：
古今融合、體用不二、東西會通
綜上所述，日本近代在變革、發展、現代化及現代性的探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這些成功可能與日本向外來文化的學習相關。
日本在貫穿整個歷史的學習外來文化的過程中，展現了“實事求是”“空杯”“不端著”“接地氣”“穿透力”“術道合一”“不糾結”等特點，并且積極地、自覺地、不斷地、成功地學習與借鑒當時先進的文明、文化、科技、制度、思想、理念與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與時俱進，使得日本千余年來都比較成功地把握了歷史上歷次的戰略性變革與發展機會。
在全球視野下，日本過去學習外來文化的這些經驗和教訓對于面向未來的文明對話和融合，可能在以下幾個方面帶來啟示：
超越東西之分，擁抱先進，實現東方和西方的會通；
超越體用之爭，擁抱共性，實現道和術的結合；
超越古今之辨，擁抱未來，實現傳統與現代的融合。
日本文化有其多面性及局限性，其矛盾性及復雜性也遠遠超出了本文的范疇。
《菊與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指出，“對日本人的描述總是使用一系列令人極為迷惑的‘但是，又’之類的詞句，遠非對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可比。”“刀與菊，兩者都是同一幅繪畫的組成部分。”
亨廷頓也認為“日本是一個孤獨的國家，一個自給自足的文明”。這與艾森斯塔特的觀察相映成趣。
長江商學院項兵院長介紹
現任長江商學院教授及創辦院長。多家中國內地和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或者獨立董事。 曾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第一批（七名）核心教授之一。于1999年7月1日加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同時主持創辦了光華管理學院的EMBA以及高級經理短期培訓中心，并擔任該中心主任至2001年年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