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進步和交易模式升級的推動下，FICC（Fixed Income, Currencies & Commodities）市場基礎建設和產品結構不斷完善，促進金融市場量化技術的發展。同時，為了提高金融機構交易報價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市場參與者的量化交易能力提升為重中之重。預計未來5年，中國金融機構在FICC領域的量化交易能力將有顯著提升。
目前，國內FICC量化交易領域的參與者以工商銀行、中國銀行等大型銀行為主導，其他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商行、農商行緊跟其后，也包括國泰君安、中信證券等券商。同時背景多元的第三方團隊例如量銳科技、中匯億達、衡泰軟件等也成為中國FICC行業生態圈的重要一部分。
國內FICC領域各交易市場格局以及交易規模如何？量化交易在FICC行業應用以及其在國內的發展歷程？吸引了國內眾多參與者，這一領域誰更有機會嶄露頭角？FICC量化交易市場前景幾何？FICC量化交易的長期發展路徑為何？愛分析基于國內FICC業務的洞察，以及行業代表的深度調研，通過解讀中國量化交易市場的機遇和長期趨勢，對上述五個問題作出詳細解答。
FICC業務洞察
就市場規模而言，國內銀行等金融機構的FICC業務雖尚處于起步階段，但面臨較好的發展機遇。
針對固收類業務，以債券為例，Wind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二季度末，國內債券市場存量規模約為15.6萬億美元，是全球第二大債券市場，但相較于美國40多萬億美元的債券規模，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在外匯交易領域，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數據顯示，2019外匯市場全年成交36萬億美元，同比增長23.8%。在大宗商品交易領域，以貴金屬交易為例，2019年，上海黃金交易所全部黃金品種累計成交量6.86萬噸（雙邊），同比增長0.12%。
另一方面，就市場格局而言，國內金融機構在開展FICC業務時，根據自身業務特征在不同的資產類別各有側重，具體呈現分業經營狀態。即國內銀行間機構為債券與外匯市場的主體，券商積極探索外匯業務發展，期貨公司主導大宗商品交易。
銀行在固定收益市場占據主導地位。華泰證券研報顯示，2019年國內銀行債券持倉量占比達 65%，而券商持倉占約為 1%。從現券交易量來看，據央行公開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債券市場現券交易量達217.4萬億元，銀行間債券市場現券交易量209萬億元，占比96%。而從交易業務來看，券商的債券交割量呈增長趨勢。東方證券研報顯示，券商債券交割量由2014年的29.1萬億元增長為2019年的138.3萬億元，市場份額增長了54%。
同時，因為外匯業務的許可管制，國內的外匯市場也是以銀行機構為中心。截至2019年末，在外匯交易中心外幣拆借會員中，銀行占比約為78%。然而，自2014年國泰君安首獲國家外匯管理局批復，取得結售匯業務經營資格，標志著券商機構未來在外匯領域有潛在發展機遇。2019年券商外匯牌照持續擴容，目前已有中信證券、華泰證券、中信建投等7家券商獲批結售匯業務試點資格。
期貨公司在商品類業務交易市場占據主導地位。華泰證券研報顯示，期貨公司日均交易量占總日均交易量的90%左右。然而，進一步按照細分資產來看，銀行為貴金屬交易市場的主導者，券商市場地位也在穩步提升。例如，上海黃金交易所11家做市商皆為大型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同時，有關貴金屬現貨交易方面，國泰君安、中信證券、海通證券等13家券商具備上海黃金交易所會員資格。
頂層政策驅動，FICC量化交易方興未艾
傳統的FICC交易主要依靠專家經驗，對資產波動和風險進行人為判斷，通過人工調整產品組合獲取價差，該交易方式普遍存在效率低、產品定價和風險對沖能力缺乏等問題。
然而，量化交易從實時行情、新聞事件、歷史數據的分析推演，形成交易策略模型，通過量化交易平臺自動執行交易，解決了上述難題。
量化交易的前提是集中競價和開放API。早期因受制于監管對競價交易模式的限制，以及交易所API接口尚未開放，國內金融機構只能采取詢價和訂單的模式進行交易，量化交易起步較晚。
而近幾年，國內監管政策設計大力推動金融機構量化交易平臺的建設，分別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為FICC量化交易的發展帶來了機遇。
從宏觀角度來看，隨著人民幣交易資質和境內資本市場的開放，越來越多的外資機構進入中國市場。例如，2020年全球知名外匯電子做市商XTX Markets Limited（XTX）成為中國銀行間外幣對市場首家境外非銀機構做市商。競爭壓力將反向促使中資銀行等金融機構提升資產定價和風險對沖能力。
從微觀層面來看，監管政策逐步采納集中競價模式，開放交易所API接口。以貴金屬交易為例，國內貴金屬API接口主要對接上海黃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貨交易所。目前，黃金交易所競價平臺約有50%的交易為量化交易。
在宏觀和微觀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下，交易所基礎平臺的升級，將吸引第一批金融機構（以銀行為主）嘗試量化交易平臺的建設，從而擠壓其他銀行的盈利空間和交易能力，反向推進各家銀行提升建模和定價能力提升。
目前，國內金融機構在量化交易領域的實踐方興未艾，部分大型金融機構已有成熟的落地實踐案例。領先的國有銀行、大型股份制銀行已經組建了專業的量化交易團隊，加入銀行金融市場部門來參與建模，搭建FICC量化交易平臺。
例如，浦發銀行與第三方科技服務商量銳科技合作的本幣量化交易系統已經成功實施部署。同時，量銳科技計劃在未來2年內，將客戶進行轉化和延伸至本幣領域，提高債券做市商客戶滲透率至 20%。
平安銀行落地了業內首個集交易前中后臺管理于一體的電子交易平臺，通過實時海量數據庫、全球領先量化分析平臺、智能執行工具和全流程實時風控，打造數據處理、利率定價、交易執行及風險管理能力。例如，可結合市場利率變化情況，在LPR形成機制改革后迅速落地掛鉤LPR的人民幣貸款及利率互換產品，幫助客戶降低融資成本，同時提供風險對沖方案。
目前，平安銀行在債券市場活躍交易商中排名第七、利率互換和標準債券遠期活躍交易商排名市場第一。
市場格局初顯，量銳科技獲得先發優勢
在FICC量化交易領域，傳統銀行等金融機構一般使用國外廠商提供的交易系統，例如彭博和湯森路透的電子外匯交易系統。但是，這類交易系統注重自動報價和下單執行等前臺交易功能，缺乏策略分析的量化功能。同時，國外廠商產品標準化程度較高，難以滿足國內定制化需求并提供及時準確的售后服務。
因此，銀行等金融機構逐步采取自研、與國內第三方量化交易服務商和IT服務商合作的形式，構建量化交易平臺系統。
以銀行間FICC量化交易市場為例。目前，國內量化交易基礎設施市場格局已初步顯現，既包括工商銀行、中國銀行等大型銀行，也有量銳科技等第三方量化交易平臺服務商，恒生電子、衡泰軟件、金仕達等IT服務商也會為銀行提供量化交易服務。
基于安全性考慮，銀行更傾向于自研。但是，愛分析認為，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第三方量化交易服務商將保持較高市場占比。
一方面，對于希望現階段建設量化交易能力的銀行來說，由于國內FICC市場尚處于發展初期，中資銀行缺乏外匯、債券等領域科技知識的儲備和積累，短期內很難吸引到海外人才、并維護足夠大的量化交易團隊。
目前，僅有工行、中行少數幾家銀行具備研發自動交易系統的能力。在算法建模和數據分析方面，國內銀行尚處于空白階段。
另一方面，獨立第三方服務商在中國市場已經取得了先發優勢。
例如，第三方量化交易平臺服務商量銳科技已分別為工商銀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平安銀行、浦發銀行、寧波銀行總行金融市場部門成功上線多個定制化量化平臺系統。
而IT服務商更多聚焦于券商股票量化交易、智能投顧平臺的構建，以及銀行貴金屬等柜面系統的建設。但尚缺乏為四大國有行提供量化交易平臺的成功經驗，也缺乏和外匯交易中心深度對接的實踐，這導致了其進入銀行的市場壁壘和產品技術壁壘較高。
從國際經驗來看，量化交易領域的技術壁壘較高，客戶粘性強，量化交易系統替換成本也很高。因此銀行在量化交易系統建設方面，更傾向于和單一采購來源進行合作。目前以量銳科技為代表的第三方量化交易系統服務商在銀行客群中已經取得優勢。
長期來看，頭部幾家銀行有機會自建團隊，與現有第三方量化交易服務商形成競爭；但雙方同樣有可能長期保持合作關系，第三方量化交易服務商為銀行提供數據和策略平臺服務。例如量銳科技已經服務十余家銀行，其中不乏工商銀行等國有大型銀行。
量銳科技在銀行間量化交易領域占據先發優勢的原因在于，其最早為工商銀行總行貴金屬部提供貴金屬量化交易服務最佳實踐。后續不斷對產品進行迭代升級，是唯一一家提供多資產量化平臺交易的廠商。
一般而言，銀行對于量化交易平臺的需求在于策略分析平臺和交易自動執行平臺。量銳科技的量化交易平臺FinOne旨在集成數據分析、策略研發、策略回測和自動交易執行功能，覆蓋貴金屬、外匯、債券等多資產。量銳科技FinOne能夠針對多資產提供金融函數庫、策略框架、策略分析工具、回測算法、交易數據分析法等輔助工具，用戶可以在平臺上自主設計和研發策略。
FICC量化交易市場具備想象空間
就市場格局而言，以往銀行等金融機構量化平臺建設由湯森路透、彭博等外資廠商壟斷，隨著國產化比例的提升，未來3-5年內，銀行等金融機構將完成對國外廠商電子交易系統的替換。
愛分析認為，未來金融機構FICC量化交易市場潛在增長空間廣闊。
首先，針對量化交易的“寬監管”基調不會改變。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銀行、券商等金融機構的量化交易業務將從貴金屬套利延伸到外匯和本幣債券交易。
其次，金融機構針對FICC量化交易的投入將持續增長，主要受到兩方面因素的驅動。一是金融機構整體IT投入的增加，二是金融機構在量化交易領域IT投入的增加。
一方面，國內金融機構的IT支出有較大提升空間。IDC數據顯示，美國銀行業IT支出占總營收比重超過7%，而國內銀行這一比例平均來說不足2%，券商則約為3%。
另一方面，隨著FICC業務收入占比的提升，金融機構在量化交易領域IT投入的增長將更為迅速。
以銀行為例。目前，國內銀行90%的收入來自信貸業務，科技能力大部分圍繞信貸和營銷系統建設，在FICC量化交易領域的投入規模尚小。近幾年，銀行持續優化收入結構，提升非息比重，FICC業務增長迅速，占總收入比重也隨之提高。平安銀行2020 年中報即顯示，其上半年FICC業務實現交易凈收入46.34 億元，同比增長189%，營收占比提升145%。
在這一背景下，銀行針對FICC量化交易領域的資金投入還遠未達到天花板。具體而言，參照國外經驗，國外大行針對FICC量化交易平臺投入平均為數十億美元。2019年摩根大通投入超過50億美元用于創新型技術平臺AlgoCentral和DeepX等，占整體IT支出比例超過40%。而國內工行、中行等大行，每年在量化交易領域的預算投入僅為千萬元（折合為百萬美元）級別，占整體IT支出比例不足1%，仍有數十倍增長空間。
因此，對于量化交易市場各參與者來說，FICC量化交易領域是藍海市場，市場具備較大想象空間。尤其是隨著中國市場的開放，銀行對于數據網絡、交易網絡的需求將迅速提升，銀行和第三方服務商可攜手挖掘更多量化交易新場景。
量化交易長期發展路徑
從長期來看，量化交易系統的搭建，僅僅是FICC市場量化交易全面發展的第一步。在下一代的金融市場交易中，基于現有的量化交易平臺，將中國市場和全球市場鏈接，從而構建數據網絡和交易網絡是未來量化交易發展方向。
首先，隨著FICC業務的發展，量化交易平臺的做市商系統積累了大量的做市報價。通過數據網絡的整合，銀行可直接發布成交價格，而非目前的參考報價。
根據量銳科技CEO周琪介紹，量銳科技未來將與第三交易數據提供商、結構化數據提供商等多元數據源建立戰略合作關系，以量化交易平臺為數據入口，打通數據網絡，意在為更多境內境外客戶提供報價、交易等數據服務。
其次，隨著境內市場的開放，境內機構參與境外交易所和對沖交易市場的機會大大提升進。大型國有銀行將以海外分行為據點，建立海外交易中心，鏈接總行量化交易平臺，開展離岸人民幣量化交易業務。
因此，如何實現國內外交易市場、交易對手的連接，是國內金融機構構建量化交易平臺需要考慮的關鍵之一。銀行可通過和第三方金融科技服務商合作，共同打造多對多的交易網絡，讓量化交易平臺發揮更大的價值。
量銳科技通過與國內頭部銀行和交易所等金融機構的合作，構筑了市場壁壘和產品技術壁壘，沉淀場景經驗，推動量化交易平臺在金融機構內部落地。長期來看，量銳科技將從量化交易出發，逐步覆蓋數據、交易網絡等場景，全方位滿足金融機構在FICC領域的交易需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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