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即將過去的2020年，中醫藥是關鍵詞之一。中醫藥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證明了自己，而且是用循證醫學等國際公認的現代醫學評價方法，以科學的方式回應了許多人“中醫藥不科學”的質疑。這是中醫藥抗疫帶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當前，中醫藥正在走向更多國家，我們該如何應對?

“中醫藥的發展必須實事求是，既要汲取中醫藥豐富的養料，深入挖掘它的價值點，又要善于利用現代醫學的技術和成果，講世界都聽得懂的語言，用公認的標準證明自己。”在日前中醫藥領域的一次研討會上，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執行會長宋瑞霖的這番話引發共鳴。

何謂“世界聽得懂的語言”?一言以蔽之，就是循證醫學等現代醫學通用的、國際公認的研究方法，即通用的科學“語言”。

這場研討會的主題是總結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為中醫藥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在疫情防控阻擊戰中，中醫藥成為中國抗疫方案的亮點。回顧這段經歷，與會者為中醫藥感到欣喜，但是，也不乏擔憂。

他們欣喜的是，中醫藥在抗擊疫情中篩選出的“三藥三方”，通過循證醫學等現代醫學的“通用語言”而被許多國家所理解和接受，這給中醫藥的傳承發展帶來了重要啟示。

他們擔憂的是，還有更多中醫藥不會講“世界聽得懂的語言”，沉浸在所謂的“傳統”里，不會與時俱進、傳承創新，不能與世界對話。

1.中醫藥還差最后“一把火”，在臨床驗證中拿出數據

今年3月國務院聯防聯控新聞發布會上，中央指導組成員、國家衛生健康委黨組成員、國家中醫藥局黨組書記余艷紅發布了一組數據：全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醫藥，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醫藥，占90.6%。臨床療效觀察顯示，中醫藥總有效率達到了90%以上。

這兩個“90%”充分說明了中醫藥抗擊新冠肺炎的實績。而且，這并非中醫藥第一次在抗擊突發疫情中發揮重要作用。“在我們歷史上每一個朝代、每一次抗疫，中醫藥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中醫藥不僅僅能治療新冠肺炎病毒的主癥，且對并發癥的治療也體現了很好的效果。”廣東省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廣東省中醫醫院副院長張忠德說。

抗疫讓人們看到了中醫藥的巨大作用，對中醫藥有了更多信任。但是，中醫藥面臨的質疑和問題并未從根本上消失。

“《中醫藥法》出臺以后，很多人就說中醫藥的春天來了。但是實際上，中醫藥的傳統優勢和特色正面臨新的挑戰。”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副院長徐鳳芹指出，中藥材質量良莠不齊，年輕人追求快節奏不愿用湯藥，甚至不信中醫藥，中醫大師越來越少等因素，正在制約中醫藥的高質量發展。

宋瑞霖指出一個現實：這么多年，中藥在臨床創新研究方面變化不大，臨床效果評價比較難。中藥有效性和安全性證據不足，已成為制約中醫藥發展的瓶頸。

據他介紹，有研究人員做過一項研究：他們搜集了410個中藥的藥品說明書，發現其中有302個說明書里的不良反應項為“尚不明確”，262個藥品禁忌項“尚不明確”，僅有3個對藥品特殊人群有具體的規定，提示注意可能會有風險。

“中醫藥有長期的臨床實踐和眾多的歷史經驗，但最后就差‘一把火’——在臨床驗證中拿出數據。”宋瑞霖說。

2.循證醫學不專屬于西醫西藥，中醫藥也可以用

“沒有療效，空談中醫藥發展，就是紙上談兵。”徐鳳芹直言，應該加強中醫藥循證醫學證據的研究。中醫藥要繼承好、發展好、利用好，需要現代化、國際化的循證醫學的支持。

循證醫學又稱實證醫學，是目前國際上廣泛認可的一項醫療標準，強調醫療決策應建立在臨床研究的基礎上。長期以來，作為傳統醫學的中醫藥，由于缺乏明確的臨床試驗數據等循證醫學證據，導致很多人對中醫藥的療效產生懷疑。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黃璐琦坦言，中醫強調的是辨證論治、一人一方、一人一策，所以有時候做臨床試驗有些困難，拿不出嚴格的臨床數據。但這并非意味著中醫藥不能做臨床試驗，不能進行循證醫學研究。相反，中醫藥也可以拿出循證醫學證據，此次抗擊新冠的“三藥三方”就是很好的證明。

抗疫期間，我國通過臨床試驗和隨機對照研究等現代醫學方法，評估“三藥三方”的療效。比如，對“三藥”中的血必凈注射液進行體外實驗和動物實驗研究，證明其對新冠病毒的復制具有抑制作用，對炎癥反應、凝血功能的障礙具有遏制作用;對“三方”中的宣肺敗毒方在武漢市中醫院、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等單位開展宣肺敗毒組與對照組的研究，與對照組相比，宣肺敗毒方組淋巴細胞的恢復提高17%，臨床治愈率提高22%。

再比如，“三藥三方”中的化濕敗毒顆粒獲得國家藥監局藥物臨床試驗的批件。“獲得臨床批件的意義在于中醫對疫病的理論以及臨床療效有了物化的載體，也是把中醫的科研數據與臨床高級別證據進行了有效轉化。”黃璐琦說，中醫藥也可以拿出嚴格的臨床數據。

不僅僅是“三藥三方”，對于中醫藥的療效，現在越來越多采用國際公認的循證醫學的方法來進行評價。但與此同時伴隨著一種聲音——循證醫學是西醫和西藥才用的，不適合中醫藥。對此，宋瑞霖明確反對。

“循證醫學不屬于哪個醫學，它是一個方法學，中藥當然也可以用。”宋瑞霖認為，中藥的研發過程必須夯實證據體系，而且一定要當成一個方法學和科學問題來看待，“千萬不要認為做臨床試驗就是用西醫的那一套”。只要方法是科學的，可以得到公認就行。如果得不到公認，中醫藥的價值就沒法得到彰顯并走向世界，“不管你自己認為多么好，別人不信”。

中日友好醫院中醫部主任張洪春認為，中醫藥不能完全照搬西醫對疾病的療效評價的方法。基于患者臨床治療的需求，對患者主訴的主要癥狀的評價是中藥臨床療效評價的關鍵。要加強跨學科的合作，提高對主觀癥狀評價的科學性，促進癥狀評價的科學性和客觀化。

3.中醫藥應建立自己的動物模型體系，搭建國際互認的橋梁

黃璐琦團隊抗疫期間在古代經典名方基礎上研發的中藥，獲得阿聯酋衛生主管部門認可，被列為緊急注冊用藥。在與國外專家交流時，黃璐琦經常被問到這樣的問題：你們的動物實驗和臨床試驗是怎么做的?

也就是說，在國外專家看來，只有通過動物實驗和臨床試驗等“通用語言”，他們才能真正理解并相信中醫藥的療效。

動物實驗是現代醫學的常用方法和手段，中醫藥研究需不需要動物實驗?

“西醫和西藥現代化體系的建立，是因為找到了動物模型這個理想的研究體系。但動物模型不應只是西方醫藥體系建立的基石，也可以成為中醫藥發展的高速路。”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實驗動物研究所所長秦川認為。

事實上，秦川與黃璐琦在疫情期間有過密切的合作。秦川及其團隊承擔了新冠病毒動物實驗科研攻關工作。這個工作的一部分，就包括“三藥三方”等中醫藥治療方案的動物實驗。

動物實驗是通過對動物本身生命現象的研究，進而推用到人類，探索人類的生命奧秘。醫學成果的國際互認、藥物注冊等，都離不開動物模型的構建。“它是具有通用性的研究工具，也就是通用的科學語言。”秦川強調。

其實，動物實驗在中醫藥發展過程中已有所運用。過去幾十年，研究人員將動物實驗方法引入中醫生理、病理、方藥、針灸、防治等研究領域，通過動物實驗揭示了一些中醫藥理論實質，并提供了一些實驗科學依據。目前，很多中醫藥高校和科研機構建立了實驗動物中心，開展中醫藥動物實驗研究。

秦川認為，中醫藥領域如果建立了自己的動物模型體系，將會成為打通中西醫、中西藥在整體與微觀、系統辯證與分子機理、中藥方劑與靶點藥物等方面認識論的隔閡，也將會成為中醫藥國際互認、國際接軌的橋梁。

4.中醫藥要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去擁抱現代醫學

中醫藥是傳統醫學，但“傳統”二字并非意味著因循守舊，而應該是守正創新，與時俱進。“中醫藥不能停留在唐朝、明朝或清朝以前，要用現代的科學語言和研究方法與思維來進行研究發展。”張忠德說。

2019年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提出，加快構建中醫藥理論、人用經驗和臨床試驗相結合的中藥注冊審評證據體系。2019年新修訂的《藥品管理法》明確提出，國家鼓勵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和傳統中藥研究方法開展中藥科學技術研究和藥物開發，建立和完善符合中藥特點的技術評價體系，促進中藥傳承創新。這些政策規定，就是要引導中醫藥行業用現代醫學的“通用語言”來向全世界推薦自己。

“中醫藥的傳承創新，需要在尊重傳統醫學理論的基礎上，將中醫藥理論中的精華與現代醫學評價方法相結合，充分利用現代科技為傳統賦能。”宋瑞霖強調。

在上海中醫藥大學醫院管理處處長劉華看來，中醫藥是“還活著的傳統醫學”，它是不停地發展的。我們應該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去擁抱現代醫學，用現代的話語和別人聽得懂的語言與年輕一代交流，讓他們更多地理解和支持中醫藥。

“如果張仲景(我國古代著名醫學家)活到現在，我想他一定也會是一位善于看化驗單、看核磁共振和CT的醫生。”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