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近日報道，繼人才東南飛之后，隨著國內高校“雙一流”建設的全面推進，出現西北地區一些普通高校的骨干師資“西南飛”的趨勢。

說是西北人才“西南飛”，筆者仔細查看原媒體報道，多少有夸大之嫌，所謂“西北”，更準確地應該說是除陜西外的甘肅等西北省份。而且，因為已有東北人才南飛的現象在先，對于人才“西南飛”人們似乎已有一定的心里接受力，因此也并未引起較大范圍的社會討論。

不過，這種現象仍值得我們深思，如果說高層次人才還存在各種“挖”的因素的話，那么這種偏基層的人才流動，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到底是什么?

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從來都是推動人才普遍流動的根本原因。如果翻看2020年全國各省GDP排名，不難發現，2020年全國GDP排名，除西藏、海南外，排在尾部的多是西北與東北省份。而西南各省基本都位居中上游，切保持較高增速。反觀東北與西北，除陜西與遼寧外，其余多省持續處于下滑通道。

甘肅等西北省份人才流向西南各省，與東北人才外流一樣，均與經濟社會發展直接相關。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僅直接影響學校所能獲得的支持及教師待遇，更直接決定了對人才的剛性需求。以江蘇為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社會高速發展，對教育及人才的需求猛增，并最終奠定了江蘇高校總數、雙一流高校總數雄踞全國各省前列的格局。近年來，世界各地高等教育資源密集被引進江蘇，從根本上說，又是新的發展階段下新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驅動的。經濟的大踏步發展，需要教育發展提供人才和技術支撐，也是長遠發展布局所需。廣州新籌建不少高校，背后的邏輯也同樣。

對于高層次人才“東南飛”，國家相關部門多次出手制止，嚴令禁止高薪挖人才，不過眼下這種普通人才的的流動，更多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格差”使然，對此不宜過度解讀，實際上也無法干預。不少人或許會擔心，大量人才流失會否會對當地發展產生影響，但我們更應該反問的是，這些地區是否真的缺少人才?我們需要澄清的一點是，并不是人才的缺少導致一地的發展落后，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一地經濟社會發展落后，遏制了對人才的需求。過度強調人才流失導致發展落后，是顛倒因果的錯誤認知。

除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因素外，人才流動背后的文化因素也值得關注。對于新聞報道中提到的高校教師來說，他們主動選擇流動，具體的福利待遇只是影響他們決策的一個方面，對于這個群體來說，工作環境是否“舒心”、用人環境是否公平公正這些軟性、隱形的因素或許在決策中所占的權重更大。客觀地說，東南沿海的規則文化更為成熟，契約精神的氛圍也更為濃厚。而契約精神、規則文化，所影響的不僅是營商環境，也包括用人環境。

也因此，筆者認為，相比高層次人才的外流，基層人才外流背后的文化因素更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對于基層人才來說，他們對一地如何營造一個規范的社會環境，提供一個更公平公正的用人環境的重視程度，可能不亞于提高物質待遇，甚至更為看重，因為前者事關公平正義及發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