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教育部3月31日發布的公告，2020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簡稱高考)將延期至7月7日至8日舉行。北京市教工委、教委也發文稱，將根據疫情防控工作的具體情況盡快提出意見。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考試雖然有過時間調整，但是鮮有延期。

《南闈放榜》圖

在古代中國，科舉制度肩負著為國選材的任務，歷史上可曾有過因故推遲科舉的先例?實際上，古代確實有過幾次科舉時間的推移，原因也很多，從天氣到天災，甚至不乏人故。

宋仁宗為二蘇推遲“高考”?

公元1061年農歷八月，北宋都城開封的天氣似乎比往年更為炎熱。盛暑蒸騰下的街市不像《清明上河圖》中那樣熙攘，供應清涼茶湯的坊店中卻流傳著比天氣還令人躁動的新聞：聽說，朝廷頒布了最新指令，由趙官家親自主持的本年度制科考試，原本應于八月中旬開考，卻忽然宣布推遲!坊間傳聞，此乃圣上聽信權臣之言的徇私舉動，為一二人而延期考試。

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這一樁“大宋推遲高考”案，除了最高決策者宋仁宗之外，還牽扯進四位鼎鼎大名的北宋文臣：韓琦、歐陽修以及蘇軾、蘇轍兄弟。其中，韓琦是當朝宰相，二蘇是應制的考生，而歐陽修是他們的舉薦官。這一年，蘇軾26歲，蘇轍23歲，兄弟倆已在文壇揚名，正待于國家選拔人才的最高考試中大展拳腳。誰知天有不測風云，蘇轍偏偏在此時生了一場病，無法按期應考。

史料沒有記載小蘇病倒的原因，或許與溽熱天氣下的傳染病有關，或許是川娃子在京城水土不服，總之，在已經通過前面幾輪考試的情況下，于此功虧一簣，實在令人惋惜。這時，一向愛才的宰相韓琦就站了出來，向宋仁宗進言，請求推遲考試。韓琦是這樣說的：“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眾望，欲展限以俟。”

細品韓大人這番話，有點挾眾望以令天子的意思。他請求延考的理由并非擔心優秀人才漏選，而是因為二蘇的名望很高，一人缺席會影響大家的期待。這聽起來有些強詞奪理，神奇的是，仁宗陛下居然就答應了。但皇帝考慮的可能不只是“眾望”，還有韓琦本人的威望。

彼時，52歲的宋仁宗已在龍椅上坐了近四十個年頭，作為宋代執政時間最長的天子，他治下的國家可稱“民富”，但不夠“兵強”，在西北邊陲迅速崛起的西夏始終讓皇帝頭疼。幸好，有范仲淹和韓琦兩位名臣輪流坐鎮邊庭，從“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語出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的歌謠中，即可知這兩位國之長城的價值。既是長城，說話就有分量。范大人已于十年前謝世，國有疑難總要仰賴韓大人。因此，宋仁宗樂于笑納韓琦請求延考的建言，既給老臣面子，也給新人機會，更坐實了自己寬柔仁善的人設，可謂三全其美之事。

多年之后，已成一代宗師的蘇軾在與自己的學生聊天時，提起這樁往事，依然口稱韓琦之賢：在蘇轍養病期間，韓琦還多次派人上門探望，直到確認小蘇身體無恙，能夠集中精力應考發揮之后，才和皇帝商量重開考場。但蘇軾并不認為這是韓大人對他們兄弟徇私關照，因為自此之后，宋朝例行的制科考試統一推遲到了九月，避開了易生疾病的暑天，使得考生們能夠在涼爽時節健康應試。可見朝廷做出一項制度性決策有多方面的考慮，蘇轍的一場病不過是歷史進程中的一枚拼圖而已。

不過，蘇軾說韓琦于他兄弟二人并無私情，這可未必準確。早在四年前，兄弟倆隨父入京之時，年僅19歲的蘇轍就曾作《上樞密韓太尉書》一文，表達對韓琦的敬仰之意。韓琦本人也是少年得志的才子，20歲即以榜眼之位開啟仕途，在朝中一向敢言。膽識兼備的小蘇仿佛讓韓琦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而蘇氏兄弟在作品中提出的文學主張，也與當時北宋文壇的詩文革新運動不謀而合。在這次制科考試前，韓琦就曾和門客表示：“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這話傳出去，果然有不少考生忌憚與蘇家兄弟同榜競考，于是“不試而去者，十蓋八九矣”。

韓琦一句話，替大小蘇嚇跑了不少競爭對手，又一句話，替他們爭取到了延遲考試的恩榮，可謂兄弟倆的貴人了。但國家的考試制度，真能憑幾句話就改變嗎?

其實，北宋的科舉考試分為常科和制科兩種。常科三年一考，有解試、省試、殿試三級，通過即為進士及第。制科又稱御試，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高規格考試，應試者必須由朝中大臣推薦，考期則根據國家的人才缺口而定，有時一年，有時“權停”，相對于常科，制科有一定自由性，參考人數也遠比常科要少。這次為蘇轍延期的考試正是制科，影響范圍較小，因此情理能容。二蘇此前已在常科中登第，也獲得了當時的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但吏部派發的官職讓兄弟倆不太滿意，因此又報名參加制科，希望在御試中獲得佳績。

二蘇成績不同 蘇轍后來居上

那么，在這次頗為曲折的制科考試中，二蘇的成績究竟如何呢?按照考規，兄弟倆先各自寫了五十篇治國理政的策論，和同場考生一道經過六位考官的層層核選，才在御政殿前覲見天子，接受“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的策問。面對來之不易的機會，兄弟二人的表現卻迥然不同。

蘇軾的發揮非常穩定，解題有方，答題到位，被評為最高等級——三等(按：由于一二等是虛列，因此三等實際相當于最高等)，自宋朝開國一百多年來，位列三等的只有蘇軾和前輩吳育兩人。試畢，蘇軾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一時在官場與文壇都盛名如熾。

而蘇轍就有些不按常理出牌了，他一點兒都沒有感念皇帝為他延考的恩典，在對策中直指仁宗為政無綱，早年的慶歷新政半途而廢，近年的均稅恤民之舉都是花架子，“欲使史官書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最要命的是，蘇轍還抨擊了宋仁宗的私生活，說他“宮中貴妃已至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并一連列舉了歷史上六位耽于酒色的致亂之君，要求皇帝引以為戒。

23歲的小蘇可謂初生牛犢不怕虎，據他后來說，這些論據實則“聞之道路”，也就是坊間流言，但他就敢在這么重要的考試中對當朝天子做出毫不客氣的指控。這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評審官中也分為兩派，一派認為蘇轍是以赤子之心言時弊，言辭雖夸張但憂國之心可嘉;一派則認為他答非所問，且聽信謠言，援引歷代昏君來比喻今上，實在有累盛德。

幸好，宋仁宗不愧為仁厚開明之主，一句“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為蘇轍的成績一錘定音。最終，蘇轍位列四等，雖不及乃兄破天荒的三等榮耀，但也于名于實都收獲頗豐，在秘書省入了職。考試結束后，宋仁宗不無歡喜地說：“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果然，三十年后，蘇轍官至尚書右丞(按宋制，該職務有宰相權力)，成為宋哲宗的宰相。蘇軾的仕途不如弟弟順利，卻在文壇取得了更大成就，化身為中國文化史上的無冕之王。而這一切，與宋仁宗嘉祐六年那屆被推遲的制科密不可分。不知是兄弟倆的名氣改變了這場考試，還是這場考試改變了兄弟倆的一生。

方便天子，苦了舉子

科舉一制，從隋至清，歷朝規則不甚相同，但大體遵循三年一科、三級考試的制度，時間節奏也差不多——頭年秋八月由各地方府學舉行初試(唐宋稱解試，明清稱鄉試，也叫秋闈)，次年春正月或二月由尚書省舉行禮部試(唐宋稱省試，明清稱會試，也叫春闈)，接著是天子親自主持的殿試。考試級別越高，牽涉的部門越重要，日期變動也越頻繁。

自然災害是導致科考延期的一個常見原因。唐文宗太和八年(833)夏秋之際，各地解試已畢，但因為“蟲旱相因，恐致災荒”，尚書省決定直接取消第二年春天的省試及殿試，用當時的話說，叫“權停貢舉”，一時輿論嘩然。

為什么一場地方性的蟲害能影響半年后在天子腳下的考試?原來，按唐制，每年秋末十月是各州府申送本地舉子進京的時間，因秋收受損，物力不迨，耽誤了部分地方舉子的行程。雖說下輪考試在次年春才開始，但舉子們進京后有好長一套流程要走：覲見天子、拜謁先師、疏名列到、結款通保……還要留出攻書備考的時間。因此，朝廷提前半年發出停考的通知并不夸張。好在后來唐文宗體恤到了舉子們的心情，“念彼求名之人，必懷觖望之志”，于是“寧違我令，以慰其心”，下詔恢復次年春闈，只是將考期推遲了一個月，好等待那些在路上耽擱了的國家未來棟梁們。

但并非每一屆舉子都能這樣幸運，如果國家遭遇戰亂兵禍，科考停擺的決定就是不可挽回的了。唐懿宗咸通九年(866)，被史家稱為“唐亡之禍基”的龐勛起義由西南一路席卷江淮，朝廷因為“久屯戎卒，連年飛輓，物力方虛，因詔權停貢舉一年”，取消了咸通十年的考試。詔令發出之時，當年秋闈已畢，各地舉子已經陸續啟程抵京，走到半路聽說來年春闈取消，只好悻悻返鄉。

這次停考對舉子們的士氣打擊不小。《太平廣記》的“貢舉”篇中，記載了一位盧姓士子的牢騷。他來自偏遠州府，一路緊趕慢趕到了長安附近，卻接到停考的詔令，無奈之下作了一首《東歸詩》自嘲：“九重丹詔下塵埃，深瑣文闈罷選才。桂樹放教遮月長，杏園終待隔年開。自從玉帳論兵后，不許金門諫獵來。今日霸陵橋上過，關人應笑臘前回。”意思是說，離開家鄉進京時，本期待春闈折桂，誰知考試因兵亂取消，只好在寒冬臘月就打道回府，家鄉父老都要笑話我。

不過，即使是太平時節，科舉延期的情況也常有發生。尤其是需要最高統治中樞親自主持的殿試，經常要讓位于國家軍政、祭祀、喪葬等大事。在講究“君為天下綱”的禮法社會中，國家大事通常等同于皇帝的個人行程，一些原因在今人看來啼笑皆非。

圖為《明代狀元圖考》中關于焦竑的記載。圖中所示意為焦竑在高中之前即有才名，為世人所重

對此，明朝正德十五年(1520)的應屆舉子們深有體會。按照明中期的考規，二月會試完畢，三月殿試開考，但貪玩的正德皇帝從前一年夏天就開啟了南巡之旅，如今正在揚州溫柔鄉中樂不思歸，哪里顧得上京城里候旨的舉子們?待到圣駕回鑾，已是次年正月，伸長脖子盼望經年的考生們卻只等來了更為戲劇性的消息——正德帝回京后不久即駕崩，國葬期間萬事俱休，何況區區科舉乎?于是，他們一直苦等到嘉靖帝即位后，才踏著五月的槐花走進了這屆延遲了一年零兩個月的殿試考場。

還有一些臨時性的事件會導致科考延期。比如，明朝洪武、建文年間，曾兩次因為“日有食之”而推遲殿試半月——古人認為日食是不祥之兆。天順七年(1464)，則因考場失火焚毀，會試延遲了半年多，殿試則直接推到了次年。萬歷十七年(1589)的會試也發生了場地失火而延考的情況，那年的狀元是后來的一代名儒焦竑，民間遂有“考場不失火，哪有狀元焦”的說法。

祖宗家法，改期不易

突發的天災人禍會干擾某一屆科考的時間安排，但在一個制度周期內，統治者往往會根據實際情況主動更改試期，優化考試的節奏，以達成更高的取士效率。一朝百年之中，考期幾變是常有的事。聽上去并不難，改起來卻挺麻煩。

在幅員遼闊的古代中國，交通問題是人們心中的老大難，也深刻影響著歷代科舉日期的遷移。每一朝的皇帝都曾為開科時間而頭疼：在京城舉行的兩輪高級考試，需得等全國舉子都到位后方能開始，但路途遠近有別，如何確保大家行動一致?

最靈活的方法是各州縣根據與京師的距離，酌情提前本地解試的時間。宋朝一開始就是這么做的，《宋會要輯考》記載：“祖宗諸舊法，諸路州軍科場并限八月五日鎖院，緣福建去京師地遠，遂先期用七月，川、廣尤遠，遂用六月。”偏遠地區比國家規定的八月先考完，提早申送舉子抵京，用時間換空間。這倒是很人性化，但容易被鉆空子。在戶籍制度不甚完善的時代，有些心思狡猾的舉子先在本地的提前場次考完，又趕去別州的稍晚場次冒頂他人再考一回，以期“多試之中，必有一得”，經常鬧出官司。

于是，南宋紹興二十四年(1154)，朝廷開始使用另一種辦法，統一全國解試時間為秋八月五日——這也是中國科舉史上首次對地方一級考試的日期作出明確規定，杜絕了利用時間差作弊的現象，得到當時讀書人的贊譽，如朱熹稱之為“圣人做事”。既然秋闈日期統一，那么只能推遲次年春闈的時間，以照顧偏遠地區的舉子。省試日期從正月改到了二月，殿試則更晚，延至四月。

地理的問題解決了，還有人力的問題。明末文臣朱國禎所著《涌幢小品》中有“殿試改期”一條，云：“舊制殿試在三月初一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十五日。至今仍之。然初一日太促，畢竟十五日為妥。此雖人事，亦天意之相合也。”這說的是成化年間，因為太子喪葬，將原定三月一日的殿試推遲到了三月十五日，并且此后一直延續此一日期，是件順應人心的舉措。

為何如此言之呢?按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制度，春闈每科取士百人，會試為二月初九，殿試為三月初一，從開國初年的情況看，這當然沒有什么問題。可到了明中期，文風日盛，每科取士擴至三四百人，而來應考的舉子多達三四千人，每人考三場，答卷又全是八股化的長篇大論，而考官卻還是明初規定的一二十人。正如朱國禎所言“初一日太促，畢竟十五日為妥”，兩輪考試間隔過近，很不利于人才的甄別選拔。于是，成化帝將殿試后推了半個月，為會試的閱卷留出更多時間，徹底改變了祖宗法制。

但其實，祖宗法制并不是那么好改的。同樣是明代，萬歷年間曾有大臣提議推遲會試日期，卻只遭到了同僚的嘲笑。提出改期的是一位喬姓御史，他擔任監試時，發現有考生作弊，于是以“舉子重裘以進，便于懷挾”為由，提出將寒天二月的會試改期至風和日暖的三月，這樣考生們“用單夾衣，則宿弊可清”，沒有夾帶小抄的機會了。

這聽起來有幾分道理，卻被榜眼出身的東閣大學士李廷機一言懟了回去：“如此，則四月十五殿試，儻日暖，如何操筆?又其甚者，不暴殺舉子耶!”李閣老的意思是，你做事顧頭不顧尾，會試從二月推到三月，殿試就得推到四五月，天熱了怎么答卷，要是趕上大熱之日，豈不是要曬死考生?于是“眾哄然一笑而止”，提議也不了了之。

到了天啟年間，又有大臣張鳳翼著《會試移期議》一篇，舊事重提：“謂會試期，太祖定于二月，蓋謂金陵南北之中，地在大江之南，得春為先……今建都北京，遠三千里，宜移在三月。”從國都遷徙導致氣溫變化的角度，建議推遲會試日期，并一連列舉了“謄錄無呵凍之苦”“歸家無閘河舟運之阻”等五大好處，但也未能得到響應。

直到清朝乾隆九年(1744)，經御史范咸上奏，會試日期終于由二月改到三月，殿試也推遲至四月中旬。十多年后，探花登第的大學者趙翼將這一舉措評為善政，因為“遠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無呵凍之苦，衣單無懷挾之弊”，其實和一百多年前明朝大臣們請改試期的理由相差無幾。可見，群眾呼聲到底還是起作用的，只是實施上需要時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