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和外部環境震蕩的大背景下，決策層如何謀劃經濟發展備受關注。

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既分析研究了當前經濟形勢，又部署了下半年經濟工作，還謀劃了長遠發展。在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2020年中國經濟“下半場”的政策藍圖已被清晰勾畫。

中央定調打持久戰

此次會議判斷，當前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分析師周茂華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此次會議定調持久戰，是根據嚴峻的世界經濟形勢與長期性發展問題作出的戰略選擇。”

“定調持久戰是由當前國內國際條件決定的，是中央實事求是、深刻把握當前發展趨勢的重要體現。”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卞永祖對本報記者表示，首先，從國內看，當前經濟處于轉型升級關鍵時期，雖然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但一些行業存在產能過剩、技術含量不高、環境污染等問題。同時，部分地方政府過度介入，導致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限制，問題的解決只能通過深化改革且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才能完成。

其次，從國際看，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尤其是在疫情沖擊下，經濟發展動力不足。長期寬松的貨幣環境吹大了資產泡沫，經濟發展難以持續。我國已深度納入全球化進程，外部經濟環境惡化，必然對我國經濟增長帶來阻礙。

再次，從國際經濟治理體系看，全球治理體系日益顯露出越來越多的弊端，尤其是美元體系面臨挑戰，全球經濟秩序必然要進行深度改革。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提高，將不會在短時間內完成，公平公正的國際治理體系建立需要較長時間。

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對本報記者表示，此次會議的重心從短期“保增長”轉向了更長期的持久戰。疫情本身的不確定性使其對中國經濟影響不會在短期內解決，需要建立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期協調機制。全球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大，全球治理體系處于新舊轉換期，期間，中美摩

擦與博弈難以避免，且會長期存在。

“內外聯合”促經濟發展

今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首次提出“雙循環”論。在全國兩會期間增加“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表述。此次會議進一步明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相比此前的“逐步形成”，更強調速度。

周茂華表示，當前，全球面臨“后疫情+后金融危機”及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前所未有的挑戰，全球需求收縮，這些影響是中長期的。從條件看，我國作為世界工廠，擁有全球完備的工業制造業體系，完善的基礎設施系統。我國還擁有14億人口、超4億中等收入群體、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的超級大市場，由此來看，我國內循環發展潛力巨大。

“內循環與外循環并不排斥，二者是有機統一的，內循環的發展意味著我國市場潛力釋放，也為全球投資者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促進內外兩個市場融合，既可以讓外資分享我國發展紅利，也可以帶動我國深度融入全球循環之中，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推動我國產業鏈與供應鏈水平不斷提升，產業結構優化與經濟轉型升級，促進經濟更可持續發展。”周茂華說。

卞永祖表示，當今的全球化主要是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推動下，利用在資金、技術方面的優勢，依靠市場的力量逐步形成。中國作為制造業中心，已深度嵌入到這個網絡中。不過，從全球角度看，全球化雖然推動了世界經濟發展，但并沒有給所有國家和所有民眾都帶來利益。隨著疫情在西方國家加速蔓延，這些國家更以本國利益為重，并加劇了全球不平等現象。

“中國經濟發展潛力巨大。加快國內經濟大循環建設，利用龐大的國內市場，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改變大部分產業處于西方國家所主導的產業鏈中下游的局面，構建以我為主的產業鏈布局，可以實現更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并以此促進經濟全球化良性發展，為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提供動力。”卞永祖說。

蘇劍表示，“雙循環”論是應對持久戰的戰略選擇與轉型。疫情加劇了外部環境變化，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說明內需的重要性進一步提高，將致力于通過發揮內需潛力，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更好地聯結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避免在復雜的國際形勢下受制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