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和‘學以致用’，是為學的根本態度”：以“士”之本色扛起“士”之擔當

開弦弓村有個角落，設有木制的花籽取用亭。三面墻壁上懸掛著的廢棄輪胎，都被漆上了藍色、紅色或黃色，內槽放置著一袋袋花籽，供人自取。

村黨委書記沈斌說，開弦弓村早就啟動美麗庭院建設項目，通過對一些公共區域的改造，美化村莊環境，引導村民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形成風景優美、關系和諧、民風淳樸的新風貌，“設置這個花籽取用亭，就是提醒大家，有空的時候可以在房前屋后種點花，只要你愿意種，花籽由村里提供，也就是想提高大家美化環境的自覺性”。

讓一個村子變得更美更清朗，背后是國家戰略的支撐。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提出上海青浦、江蘇吳江、浙江嘉善為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示范引領長三角地區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設立示范區，“有利于率先將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社會發展優勢，探索生態友好型發展模式”，更是“實施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

矚目長三角，是費孝通學術生涯的一個重要主題。

他曾經設想建立長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以上海為龍頭，聯合江、浙兩省部分地區，積極開發，重建東方大東港”。

1990年6月21日，他在一封信中寫道，“長江三角洲事……我的看法：大勢所趨，遲早要走這條路的。……中央態度是明確的，還是要發揮地區總體優勢的”。

過了9年，他在上海大學上海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揭牌儀式上繼續建言：“上海要真正成為中國的一個經濟中心，不能只靠自身的力量，還必須聯合其周圍的蘇州、無錫、常州、南通、杭州、嘉興、湖州、寧波這八員大將。”

費孝通的學術研究，有“全國一盤棋”的考量。

“今日長三角的發展正是費老昨日的期盼。”吳江區委黨校原常務副校長徐楓說。

在吳江，“費老”是特指的稱呼，也是神圣的稱呼。

在徐楓看來，費孝通的區域發展思想，就是形成經濟體、經濟圈、經濟帶，讓兩地或多地“求同存異”創造條件發展經濟，致力于共同富裕的宏偉目標。

在晚年，費孝通寫道：“最近一段時間，我把自己多年來的一條基本思考路線打通了，理出一個框架，就是‘江村經濟—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覺—天下大同’，其中包括了大家比較熟悉的一條具體路線，即‘江村—小城鎮—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為中心的經濟區域’。”

92歲高齡時，他手書四個大字，“登高望遠”。由“江村”出發，他就一直在踐行著這四字箴言。

“人家是少壯東南走，我是老馬西北行。哪兒窮，就到哪里去，越是窮的地方越是要去。”在費孝通江村紀念館，他的這段自白，單獨陳列，字體的大小和色彩都更加突出一些。

二十六訪江村，三訪溫州，六上瑤山，八訪甘肅……身體力行，跟蹤考察，費孝通的動力源在哪里?

開弦弓村的文化禮堂也是個書吧，費孝通的著作自然是這里的主角。門外秋雨飄，閑坐聞書香。偶然間讀到一段他的文字，他說自己身上存在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烙印，“隨手我可舉出兩條：一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二是‘學以致用’。這兩條很可以總結我自己為學的根本態度”。

古老傳統，自覺延續。

“鄉土情結，書生情懷，讓費老始終保持‘士’之本色，又與時俱進扛起‘士’之擔當。”吳江區政協文化文史委員會主任凌龍華說。

“士”的風范，為人景仰。

今年考入清華大學的本科生，在收到錄取通知書的同時，還收到了費孝通的《鄉土中國》。這是清華大學校長邱勇專門贈送的。

在致新生的信中，邱勇寫道，《鄉土中國》是一部飽含家國情懷的經典力作，“費孝通學長基于大量扎實的社會調查，以簡潔平實的語言勾畫出中國基層社會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征，探尋了家國鄉土深處的文化根脈”。

他向學子們推薦這本書，是基于我國努力克服疫情不利影響、全力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的特殊背景，“閱讀這本《鄉土中國》一定能讓你們對生于斯長于斯的這片熱土有更深厚的感知，對自己肩頭的責任有更深刻的體悟”。

劉洋芳畢業于蘇州昆山震川高級中學，今年考入清華大學臨床醫學類(協和)專業。在她看來，作為著名學者，費孝通學長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習慣了腳踏實地做事情，“正好貼合我們清華‘行勝于言’的校風”。

剛滿18歲的她，曾經計劃投身一些熱門的工科領域。經歷了這場疫情，她放棄原本所愿，不顧及那些轟動一時的“醫鬧”，不考慮學醫的周期更漫長，“我告訴自己，做一名醫生吧，這份社會責任里需要我”。

“生命、勞動和鄉土結合在一起，就不怕時間的沖洗了”：既能“具體”下去，又能“抽象”上來

在江村的雨中，偶遇剛剛抵達的吳峰雪。

她是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博士生，是駐村設計師，在房屋設計和建筑改造設計上提供服務和參考。她也計劃把江村作為自己博士論文選題的一個方向。

費孝通是從社會學、人類學的視野研究江村，吳峰雪是從建筑和規劃的角度來看江村，“建筑也體現著鄉村形態和社會生產生活的變遷，和社會學的研究是有交叉的，我希望有一些新的發現”。

來江村多少次了?數不清。《江村經濟》讀了多少遍?數不清。她覺得，這本書寫得翔實、誠實、樸實。

翔實，也就是觀察細致，記錄完備;誠實，說的是反映實情，不玩虛招，研究的是真問題;樸實，關乎文風，清晰、曉白的文字，讓人讀得懂。

“我是不是沒有資格這樣評價?”吳峰雪有點著急。這個年輕博士，對費孝通充滿敬意。

她在江村期間，住在周小芳家里。

沿著求知弄往里走，有一棟三層的白色小樓，就是周小芳開的足跡民宿。農家小院，齊整有序。“江村在，人們就會沿著費老的足跡，走進江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門口的這行字讓她的家顯得有些不同。

“1957年，費老二訪江村的時候，在我們家里住了20多天。1981年，在費老三訪江村的時候，村里派我和另外幾位小姑娘接待過費老，還留下了珍貴的照片。”周小芳說。

現在，她的家，一直在接待費孝通的追隨者。

墻上有一張合影，配文稱，2013年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王莎莎在江村調研，半年多來一直住在她家里。

這年春節，王莎莎是在江村度過的。她成了周小芳家中的一員，融入其中，參與了他們的生活，體會著他們的感受，站在他們的角度來理解他們，實現了“參與式觀察”。她憑借研究成果《江村八十年——費孝通與一個江南村落的民族志追溯》，獲得博士學位，如今任職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接到電話采訪邀請時，出生于1986年的王莎莎第一反應是“我們要不要見面聊一下?”到現場，面對面，是她偏好的工作方式。這也是對費孝通治學精神的傳承。她的導師趙旭東是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師承費孝通。

“費老二十多次訪江村，都是親自上陣，到農戶家里，去聽、去看、去感受，觀察生活細節，搜集第一手材料。如碰巧有人家辦婚事，他要去看看新房里有什么擺設，添置了哪些物件，人們的穿著如何，婚宴上有哪些菜肴。在這個基礎上來認識農民生活的變化，再進行比較、提煉和升華，形成理論觀點。”王莎莎說。

吳江區政協主任科員馮月根曾經多次與費孝通有過接觸。他也發現，在調查走訪時，費孝通不喜歡把大家請到會議室里來，而是坐到農戶家里，在具體的環境中跟人聊天，“費老經常跟我說，要多觀察、多記錄、多思考”。

既能“具體”下去，又能“抽象”上來，這是費孝通的一個真功夫。

于是，讀《江村經濟》，可以讀到有意味的場景：“我曾經看到，一些年輕的丈夫，經過一天忙碌的勞動，在傍晚余暇的時候，笨拙地把孩子抱在手里。”

還可以讀到傳統風俗的余韻：“安于簡樸的生活是人們早年教育的一部分。浪費要用懲罰來防止。”節儉是受到鼓勵的，“例如，不許浪費米粒”。這與當前全社會倡導的“浪費可恥、節約為榮”是一致的。

更可以讀到基于深入洞察而得出的有力結論。比如，“傳統的陰歷最廣泛使用在記憶動感情的事件以及接洽實際事務等場合”。還比如，“如果說人們的土地就是他們人格整體的一部分，并不是什么夸張”。

對一片土地的深情，支撐起費孝通漫長的學術之路。

“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生命、勞動和鄉土結合在一起，就不怕時間的沖洗了。”吳江松陵公園有費孝通墓，這段碑文摘自他的一篇短章《吳江的昨天、今天、明天》。

“口袋里只有10塊錢了，只能再工作10年，好好地花”：要以旺盛的創造力拓寬學術的深度

在費孝通江村紀念館，有1947年費孝通夫婦和清華大學學生的合照，我們認出了張祖道的身影。

他當時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就讀。后來多次陪同費孝通到江村進行田野調查，拍攝了大量圖片，整理成冊，出版《江村紀事》，已經成為研究江村的重要文獻。

1982年1月，在江村，費孝通跟他說：“我已是70歲出頭的人了，口袋里只有10塊錢了，也就是我只能再工作10年，干到80歲到頭了。”他希望張祖道也數一數自己口袋里剩下多少錢，“好好地花，別浪費了”。

這給張祖道以警示，“聽了老師的教導、啟發，我頭皮一緊，心頭涌出一股急迫感。”他在《江村紀事》中寫道。

基于腳下的土地做大學問，在時間的空隙處創造性地打撈學術成果，可以說是費孝通善用的法寶或秘訣。

肥沃的土地，加上用心的伺候，肯定長出好莊稼。好莊稼，自然就有好營養。

滕怡誠和謝林鋒都畢業于蘇州中學，他們今年以《鄉土中國》為伴，步入清華大學。滕怡誠說，讀了《鄉土中國》，感覺作者對鄉土的理解很深刻，有邏輯性，抓住了鄉土社會本質性的內容。

他主修數理，“數理重邏輯，其實人文學科也是講邏輯的。這是我讀《鄉土中國》的一個體會”。

謝林鋒讀《鄉土中國》，“最大的感受是我們知道了鄉土中國是個什么樣子，進一步想，我們應該如何來認識和審視鄉土中國，從而建設更美好的社會”。

他被清華大學未央書院數理基礎科學和建筑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雙學位專業錄取。兩人都出生于2002年。

“00后”，新生代，有回聲。

影響的波長不斷地向外輻射。

9月17日傍晚時分，江村細雨綿綿。在足跡民宿閑翻微信，恰好看到作家出版社編輯周李立通過朋友圈表達心情：《鄉土中國》超50萬冊，經典閱讀總有恒久的力量。認知中國鄉村，精粹更在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

她是作家出版社版本《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的責任編輯，也是個“80后”作家，寫過不少小說。費孝通的作品，對她的文學創作以全新的滋養，“感覺寫中國故事之前，讀懂了這兩本書，就如妝前打了個很好的底”。

“鄉土本色”“家族”“男女有別”“血緣和地緣”……周李立說，從《鄉土中國》的這些章節名就可以看出，這本書里藏著理解中國社會的“鑰匙”。

在創作時，她一直困惑于自己無法經歷以往的歷史，畢竟當下的生活是歷史長河順流而來的。同時，她也困惑于自己沒有真正體驗過鄉村生活，畢竟中國社會歷來是以鄉土為基礎的。

“這兩種背景是我寫作時所欠缺的，只好通過閱讀的方式來彌補。《鄉土中國》《江村經濟》讓我逐漸學習著用費孝通先生的目光去理解我們的歷史、理解我們廣闊的鄉村。”周李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