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聽聞，在中醫藥界，從事“西醫針灸”的年輕針灸工作者似乎多過從事“中醫針灸”者。如果我們仔細閱讀一批博、碩論文，其中有不少只是用中醫來“穿鞋戴帽”，在正文中腧穴用中醫針灸名而已，此外中醫的要素就不見了。

作為一名多年從事中醫針灸的海外老中醫，筆者對當前中醫針灸人才培養的一些做法不無痛心。據了解，在培養高級針灸人才時，有不少地方是以動物實驗或用神經理論來指導，博士論文都需要有動物試驗，已成為“新八股”。比如，在小白鼠如此短的小腿上對“足三里”穴位進行針刺，怎么能證明是“足三里”穴而不是“上巨虛”或其它穴位?其結果只能說明是電刺激，不能證明是針刺“足三里”。用這些方法能培養出真正高明的針灸醫生嗎?但不這樣“新八股”，博士論文就通不過畢不了業。

這樣發展的針灸不是中醫針灸，而是西醫針灸、神經針灸。照此下去，中醫針灸的前途堪憂。只怕到頭來使針灸變質，變成西醫的一種療法而已，針灸的中醫精髓將不復存。筆者深知，中醫人才培養不能以西醫馬首是瞻。如果不在中醫針灸教育特別是臨癥指導的理論上痛下決心，將會陷入數典忘祖的境地，后果不堪設想。

中醫藥未來人才培養如何避免陷入數典忘祖的境地?又如何避免拘泥于祖宗之法?

現代科學技術的運用，不是西醫的專利，中醫也應該主動運用。既可以避免拘泥于祖宗之法，又可使中醫更加強大和行穩致遠。例如，我們現在使用“云講堂”進行中醫教學，及線上舌診和遠程會診等臨床治療。隨著IT技術進一步發展，若干年后，互聯網上不同語言的即時翻譯轉換將會逐步實現，人們可在不同國家隨名師學中醫;而未來圖像識別技術的改進、穿戴式醫療設備的發展，互聯網中醫遠程診斷和治療將會變得更加成熟和實用，尤其在中醫針灸“治未病”(亞健康)和長壽醫學方面，將會發揮出特殊作用。

以中醫針灸為例，兩千年來，中醫針灸傳承和人才培養主要是以師授的“師帶徒”形式和院校教育兩種形式，一脈相承至今。

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成都、廣州等地，中醫學院相繼建校;經過幾十年的努力，逐漸升格為各省的中醫藥大學，并可頒授學士、碩士、博士學位，躋身于中國高等教育事業行列，成為中醫針灸教育傳承的主體。而師授的“師帶徒”形式日漸式微，所剩無幾。

作為海外中醫的重要組成部分，加拿大的針灸教育傳承是中醫針灸傳承的一個歷史縮影。始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初期以師授的“師帶徒”為主，后來院校教育興起，用了20多年的時間，緊跟中國中醫針灸教學發展，在西方教育體系和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并在西方醫學教育講壇上占有一席合法地位。而師授傳承，除有特殊(手技/療法)情況外，“師帶徒”形式已越來越少見了。

受限于加拿大中醫針灸立法規定，中醫不可以碰西醫，中醫針灸執業者被迫只能走“純中醫”的發展道路。筆者認為，這種以“純中醫”為重點的中醫針灸教育傳承，可以避免陷入數典忘祖的境地，是加拿大中醫針灸教育界發展的主要方向。

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世界衛生組織支持下，北京、上海、南京都設有國際針灸培訓中心。國際上兩個最大的中醫藥針灸專業學會，即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和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的總部秘書處都設在北京，前者為世界衛生組織非政府組織(NGO)成員，后者是與世界衛生組織建立正式關系的非政府組織。這都已充分說明，中醫針灸以其獨到的療效，在世界優秀的傳統醫學之林中占據重要地位，如今正在蓄勢謀發展。

(本文作者吳濱江，系加拿大安大略中醫學院院長、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副主席、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