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阻礙國內大循環的“斷點”“堵點”

——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史丹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在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與前十三個五年發展規劃相比，我國國情和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面，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新的大臺階;另一方面，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經濟全球化出現倒退，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興起。

“在這種情況下，‘十四五’規劃建議中提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這一新發展思路是黨中央充分認識國情變化及我國特有的經濟優勢和發展潛力，充分認識國際環境變化給我國傳統經濟發展路徑帶來的重大挑戰，針對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協調問題提出的戰略調整。”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史丹表示。

暢通國內大循環，首先要“對癥下藥”，找到阻礙生產、分配、流通、消費之間暢通循環的“斷點”“堵點”及其原因。“我國生產和消費之間形成斷點的主要原因是供給側轉型升級落后于國內需求側升級換代。具體表現為一部分企業滿足于‘兩頭在外’模式發展，沒有自主研發設計能力，產品不適應國內市場需求;部分企業采取‘低品質低價格’薄利多銷的經營模式，止步于滿足國內低端消費需求。高端消費需求仍依靠進口來滿足，尤其是高端產品基礎零部件和關鍵技術依賴于國外高科技企業供給，成為影響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瓶頸。”史丹認為，分配、流通環節的堵點主要體現在資金過多流向非生產環節和部門，一方面導致金融業資金空轉、房地產價格虛高;另一方面，實體經濟資本收益率和人員工資偏低，研發投入不足，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發展速度下降較快，基礎不牢。行業壟斷和地區保護在一定范圍內抑制了市場活力和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

在史丹看來，暢通國內大循環，還要以擴大內需為戰略支撐。要充分發揮我國14億人超大市場規模優勢，人均收入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帶來的消費升級，以及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帶來的市場潛力，促進經濟發達地區外向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形成大國經濟內部的雁陣模式，以國內大循環增強經濟發展活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同時，要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擴大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應用場景，用數字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快發展智能制造、智能交通、工業互聯網等新興戰略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培育競爭新優勢，滿足日趨多樣化、個性化、品質化的需求。”史丹表示。

如何制定有效措施接通“斷點”、打通“堵點”?史丹建議，一是建設高水平的市場經濟，破除區域行政壁壘，加快壟斷行業體制改革，改善營商環境，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加快要素與產品流動。二是以滿足最終需求為導向，健全產業鏈，加大科研投入，加強科研成果的市場化應用，圍繞產業鏈布局創新鏈。實現產業鏈現代化，著力解決卡脖子技術，推動我國產業由高速度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由貼牌生產向品牌生產轉變、由技術追趕向技術引領轉變。三是提升產業基礎。產業基礎決定產出質量。工業軟件等是我國產業發展的短板。要樹立久久為功的戰略思想，一步一個腳印地打牢科技基礎，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產學研合作體系，重視基礎科學創新。

史丹認為，暢通國內大循環，要推動我國對外開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動性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通過建立強大的國內市場，進一步完善投資和對外貿易管理體制，提升外商投資和對外貿易便利化水平，增強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的基礎和環境，將中國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有機嵌入全球。利用“一帶一路”倡議給我國對外開放帶來的新機遇，促進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生產要素與其他國家的交流與合作。

形成強大國內市場 構建新發展格局

著力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訪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樊繼達

“‘十四五’時期，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重在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吸引力、擴大中國經濟治理的影響力、提升現代物流體系的競爭力。”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公共經濟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樊繼達說。

一是立足國內大循環增強吸引力。樊繼達表示，中國有14億人口，其中包括4億多中等收入人群，2019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突破1萬美元，到2035年將再邁上新的大臺階，形成最具潛力和優勢的大市場。隨著一系列深化改革舉措的推出，新的市場需求和發展空間不斷被激發，中國必將成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最具增長空間的超級消費大市場。到2035年，中國將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投資需求空間巨大，前景可期。經過多年的“學中干”與“干中學”，中國的產業綜合配套能力位居世界前列，屬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樞紐”。

“進入新發展階段后，要在立足國內大循環，發揮大國規模、勞動力素質等綜合優勢的基礎上，一手建設強大國內市場，一手建設貿易強國，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樊繼達說，要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有效促進內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發展。

二是提升經濟治理水平擴大影響力。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必須在促進內外貿一體化發展上下功夫，提升經濟治理水平。樊繼達指出，“十四五”期間，要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繼續開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完善公開透明的涉外法律體系，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維護外資企業合法權益，推動跨境電商等新業態新模式加快發展，培育外貿新動能。要優化國內國際市場布局、商品結構、貿易方式，同時做好高質量引進來與高水平走出去兩篇大文章。要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深入推進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共建產業鏈供應鏈合作體系。要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推動世界貿易組織改革，推動多元化的雙邊、多邊區域投資貿易合作，推動現有自由貿易區邁向更高標準。

三是構建現代物流體系提升競爭力。作為連接生產和消費的重要紐帶，物流對營造低成本、高效率、強輻射的供應鏈環境至關重要，必須把建設現代物流體系作為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一項重要戰略任務。“十三五”時期，我國現代物流業質量顯著提升，社會物流成本水平大幅度下降，物流新業態蓬勃發展，國際物流突飛猛進。樊繼達說，“十四五”期間，要建設現代綜合運輸體系，重點抓好擴大物流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構建安全可靠的現代供應鏈體系，推動形成內外聯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網絡。要通過創新賦能現代物流體系，推進物流業向集約化、智能化、標準化方向發展，提高現代物流體系的韌性。要完善現代物流保障體系，構建產品全鏈條追溯體系，強化支付結算等金融配套設施，進一步提高物流效率。

促進產業與消費“雙升級”

——訪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研究院副院長趙萍

光明日報記者 陳晨

近年來，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越來越大。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研究院副院長趙萍認為，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促進消費”，這將有利于夯實中國巨大的消費潛力優勢，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這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基礎。

當前全球疫情大流行，疊加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等不確定因素，全球經濟陷入衰退。而我國科學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經濟持續回暖，國內消費升級不斷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帶來消費渠道、消費模式創新，內生動力不斷增強。在這種背景下提出全面促進消費，就是要持續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和巨大的內需潛力，促進產業與消費雙升級，暢通國內大循環，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

“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暢通。消費規模擴大和消費結構升級，不僅可以引導供給側擴大投資規模，提升投資有效性，促進投資與消費之間的結構更加合理，而且有利于吸引國際商品、服務、人才、資金和技術等要素資源聚集，提升國內產業鏈供應鏈的現代化水平，更好地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利于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趙萍進一步說。

在趙萍看來，“十四五”期間，我國消費規模將持續擴大，消費結構升級步伐將不斷加快，商品消費和服務消費將呈現雙升級態勢，城鎮與農村之間的消費水平將逐步收窄。

“具體消費亮點有三個。一是創新型消費高速增長。疫情強化了人們的線上消費習慣，新一代信息技術應用所創造出的新產品、新服務、新業態和新模式將進一步優化產品和服務的功能，激發新的消費需求，持續帶動創新型消費高增長。二是綠色消費。人們在滿足自身消費需求的同時將更注重把消費行為本身對環境資源的影響降到最低。三是服務消費。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結構必然從以商品消費為主轉向以服務消費為主。”趙萍說。

當前，我國消費提振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和短板。趙萍指出，要全面促進消費，首先要補齊制度短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保障消費安全，促進良性競爭，讓優質供給脫穎而出，更好地滿足人們對高品質商品和服務的需要。其次要補齊創新短板，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加強關鍵領域、關鍵技術研發，為新產品、新服務、新業態、新模式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持。特別是要提升關鍵核心技術能力。再次要補齊服務供給短板。加快服務業對內對外開放，擴大服務業市場準入，鼓勵服務企業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遠程醫療、在線教育、云健身、在線影視等服務，提升服務供給能力，促進服務消費規模不斷擴大。

形成強大國內市場 構建新發展格局

優化投資結構 激活投資內生動力

——訪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鄒曉梅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拓展投資空間對于構建新發展格局有著怎樣的重要意義?“十四五”期間，拓展投資遵循的原則是什么?如何激活投資內生動力?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投資研究所副研究員鄒曉梅表示，投資是擴大內需戰略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抓手。固定投資既是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資本積累最主要的手段。一方面，擴大投資有利于增加總需求;另一方面，固定投資形成固定資產交付使用后，與既有存量資本、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相結合，有利于提高經濟體的產出能力，改變經濟體的產出結構。

鄒曉梅認為，“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的拓展投資空間，指的是要擴大有效投資，即有利于優化供給結構、改善供給質量，促進供需良性循環的投資。當前，受居民儲蓄率下降、制造業產能過剩、防范債務風險和生態環保等因素影響，穩投資壓力凸顯。在這樣的背景下，拓展投資空間一定是以擴大有效投資為前提，一定是將擴大內需與優化供給有機結合起來的投資。

“經過多年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當前我國基礎設施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已經由絕對短缺轉為相對短缺，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突出。”鄒曉梅指出，“十四五”期間要加快補齊基礎設施、市政工程、農業農村、公共安全、生態環保、公共衛生、物資儲備、防災減災、民生保障等領域短板，推進新型基礎設施、新型城鎮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設，支持有利于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項目建設。促進基礎設施加快成網、互聯互通，有利于提升已有基礎設施使用效率;改善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條件可以降低企業外部成本，吸引更多企業和產業向內地轉移;加大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有助于加快推進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發展，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快公共安全、生態環保、物資儲備、防災減災等領域補短板，有利于更好地統籌安全與發展。

“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推動企業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擴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鄒曉梅進一步分析說，國內大循環的核心是要保證產業鏈供應鏈穩，通過投資推動補鏈、穩鏈、強鏈，激發生產活力，提升循環效率。要支持企業通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加大研發投入等措施推動傳統產業提質升級。同時，要有序推進北斗等重大科技成果轉化，以新一輪科技革命和技術進步帶動投資增長。

近兩年，民間投資在整體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占比有所下降。鄒曉梅強調，民營企業對新產業、新業態更為敏感，善于發現人們不容易注意到的投資機會，帶來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大變革。因此，“十四五”時期要通過優化企業融資環境、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加大產權保護力度等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形成市場主導的投資內生增長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