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某些社會事件的影響下，國內高校“青椒”群體(即青年教師)的現實處境再次受到廣泛關注。其中，許多高校現行的“非升即走”制度，一時成為輿論焦點，引發了諸多爭議。這一制度為何令不同群體“愛恨交加”?又應如何進一步改善?無疑是十分值得討論的議題。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就有高校實施“非升即走”制度。所謂“非升即走”，指的是被聘教師若在聘期內沒有完成規定的任務，實現晉升目標，便必須離開崗位，另謀高就。由于這一制度源于部分發達國家的“終身教職軌道制”(Tenure-Track)，因此也被看做一種“舶來品”。進入21世紀，我國實施類似制度的高校越來越多，尤其是“雙一流”建設高校，大多實行“非升即走”制度。而伴隨“非升即走”的推進，很多人開始質疑這一制度“水土不服”，不少人甚至認為，這是一種將年輕人當“韭菜”割的制度，導致“青椒”群體壓力大、心理問題多，被淘汰的教師與高校的矛盾也存在激化的趨勢。

為何“非升即走”制度會遭遇“水土不服”?我國高校該如何推進“非升即走”制度?是各大高校必須直面的問題。在筆者看來，某種程度上，這與當前高校破除“唯帽子論”“唯職稱論”是同一個問題。

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對“非升即走”制度實施效果的評價，是很不一樣的。近年來，我國高校發表國際論文數、申請專利數快速增加，我國大學的世界排名提升很快，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此。而且，這一制度減輕了學校的人事負擔，那些沒有通過聘期考核的教師，在合同期結束就被解聘，不像以前因為有編制，很難淘汰達不到學校考核要求的教師。發達國家大學實施“非升即走”制度，也有考察新聘教師是不是學校所需人才的考量，前幾年嚴格考核，達到考核要求后即聘為終身教授，這些教師將不再有被解聘的顧慮，從此可以安心教學研究。

但是，這一制度并非完美無缺，總體看來，“青椒”們對“非升即走”制度的意見包括以下幾方面：

其一，考核、評價由行政部門制定指標并執行，大多采用量化指標，讓教育與學術變得功利化。比如，很多高校的考核、評價都存在重學術研究，輕教育教學的問題，投入教學得到學生好評而發表論文少的教師，由于達不到晉升的要求，往往不得不面臨“走人”的結局，這導致教師不重視教學，而一心想著怎么發表論文。而在最早施行類似制度的發達國家，是由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負責對青年教師作出具體評價的，評價者會同時考量青年教師的學術成就、學術潛力與教學能力。

其二，青年教師缺少平等獲得學術資源的機會，存在“按級別分配”“按帽子分配”現象。在不少實施“非升即走”的發達國家，博士畢業的新聘教師，也可招收博士生，獨立開展課題研究，而在國內，博導在不少高校仍被視為比教授更高的頭銜，而不是一項單純的職務。青年教師常常只能跟著某個課題組開展研究，幫博導帶學生，這也就影響他們獲得成果，完成聘期考核。“幸運”的青年教師能獲得某項課題，然后成為“某某課題(項目)獲得者”，順利通過各項考評，而沒有課題、項目、頭銜的青年教師，則逐漸被邊緣化，直到被淘汰。

其三，固然有人指出：青年教師自己要有清醒的自我認知，沒有達到考核要求時要坦然接受結果。然而，具體到每個青年教師身上，會有戶籍、家庭、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等一些沉重的現實負擔，如果他們缺少基本的生活保障，被淘汰的青年教師難免心態失衡。

高校想要更好地推進“非升即走”，需要站在青年教師的角度上，將心比心地展開制度設計。一方面，學校要合理確定淘汰比例，同時關注被淘汰者的“再就業”問題。此前，某些高校極低的晉升率，就曾引起青年教師的嚴重不滿。極少數“升”，大多數“走”，無疑背離了“非升即走”的初衷，也會導致學校在招聘新教師時降低門檻。

另一方面，各大高校還應積極推進現代大學制度建設，充分發揮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的作用，破除“唯論文”“唯職稱”“唯帽子”。只有讓專業評價取得主導地位，減少行政和利益因素對評價的干擾，才能提高評價的透明度與公信力，使得青年教師即便“走人”，也能接受評價的結果。(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