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在孩子身邊，文化程度也不高，不知道孩子心里想什么，怕她有心理問題，走上歪路。”廣西壯族自治區來賓市的藍漢文是一名進城務工人員，每年回家一兩次，提起留在家鄉的一雙兒女，他總是有些擔心。

藍漢文的案例不是孤例。如何理解當下鄉村家庭教育的薄弱性和重要性？如何補齊鄉村家庭教育短板？近日，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行的“關注鄉村家庭教育，賦能鄉村振興”家庭教育論壇上，高校專家、基層教育工作者進行了問題與思考的碰撞。

鄉村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系統中最薄弱的一環

“當前，鄉村兒童家庭教育是家庭教育系統中最薄弱、最脆弱的一環。”在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雷萬鵬看來，鄉村家庭教育普遍面臨家長教育素養、家校合作功能和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相對于城市的“三重弱化”。

雷萬鵬和團隊通過調查發現，在教育素養、家庭教育知識和家庭教育能力等表現上，城市家長要明顯優于鄉村家長。從教育參與、生活陪伴等情況來看，雖然鄉村和城市都存在家庭教育過于重視智育、看重學業成績的現象，但鄉村家長對兒童教育和發展的參與度明顯低于城市家長。

“留守兒童是改革開放40年來教育避不開的話題。”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鄭新蓉說，如今，鄉村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又引起了關注。

民政部2021年的數據顯示，截至“十三五”期末，我國共有643.6萬名農村留守兒童，96%的留守兒童由祖父母隔代監護和親友臨時看護。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2020年，我國人戶分離人口達4.93億人，約占總人口的35%。

人戶分離趨勢的加劇，也從側面反映了“農村留守兒童仍將較大范圍、較長時間存在”。鄭新蓉認為，轉型中的農村家庭在社會變革中承載著家庭和后代全部的生存、發展壓力，也拓展著鄉村家庭教育概念的新內涵。因此，既要關注家庭成員生活在一起的鄉村家庭，也要關注處在隔離狀態的家庭。“農村家庭和社會結構的種種變化，給農村家庭教育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鄭新蓉說。

家校合作之困——

學校和家長難以“雙向奔赴”

“很多家長認為把孩子送到學校，教育就是教師和學校的事了，很少主動與學校、教師溝通。”云南省寧蒗縣永寧鄉新星小學校長吳興珍說，寧蒗縣曾是國家深度貧困縣，新星小學有207名學生，10%的學生家長只讀了小學一、二年級，還有一些家長大字不識。

除了家長家校合作意識不強外，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師侯淑晶認為，鄉村學校家庭教育指導能力偏弱，也導致鄉村家庭教育中學校、家庭合作不夠理想，學校作用發揮有限。

“一方面鄉村學校教學任務和日常工作繁重，另一方面很多教師進行家校合作的能力不強。因此，很多學校還停留在一學期開幾次家長會、教師跟家長時不時雙向溝通等形式上。”甘肅省白銀市靖遠縣教師發展中心主任馬芝璽說。

在調查中，雷萬鵬特別關注鄉村小規模學校的困境。他調研的小規模學校里，留守兒童占比53.03%，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占比28.77%，父母離異的占比5.43%，智力、聽力、視力等殘障學生占比2.29%。

雷萬鵬發現，與其他鄉村學校相比，鄉村小規模學校的家長對家校合作的認可度、接受意愿更低，教師接受家庭指導和培訓服務的機會更少。

雷萬鵬也注意到，這些年，特崗教師等政策為鄉村學校補充了年輕教師，但由于師范教育中沒有把家庭教育素養、家校合作能力培養等作為師資培養的重要內容，“來到鄉村的年輕教師沒有能力立足鄉村，為家長開展好家庭教育的指導和服務”。

協同參與——

鄉村家庭教育是社會公共責任

“在實踐中，農村家庭教育不應該再是立足于‘傳統農村’或‘弱勢人群’的定位，而應該是一種重要的公共教育。”鄭新蓉認為，家庭教育的內容雖然看似豐富繁雜，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圍繞公共教育的培養目標展開，即家庭、社會和國家需要什么樣的人。她表示，從這個角度看，鄉村家庭教育具有突出的公共性，“是家長和社會需要承擔的公共責任”。

鄭新蓉表示，要使全社會認識到，得到父母的關愛不僅是兒童成長的需要，更是兒童享有的權益。她建議，可以依托教育、婦聯等部門建立農村家庭教育網絡，盡可能地覆蓋本地和進城務工人員，通過政府介入，把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納入政府提供或購買的進城務工人員培訓項目，在通識培訓和技能培訓中加入家庭教育內容。

今天，家庭教育不僅可以發生在家庭中，還可以發生在學校、社區甚至互聯網上。鄭新蓉發現，新生代的進城務工人員，不僅有更多的城市經驗，還重視通過微信、電視等獲取家庭教育經驗。

“從教育自身和政策角度來講，鄉村家庭教育大有作為，每個人都是行動者。”比如，對于未來鄉村教師的培養，雷萬鵬建議，要加大家庭教育素養培訓力度，使師范生更能勝任家校合作、指導鄉村家庭教育等工作。此外，可以考慮將教師從事家庭教育服務納入考核范疇，從而更積極地引導和評價教師相關工作。

《中國教育報》2022年05月18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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